基金因靈活的市場化運作方式和對社會資金的撬動作用，成為拉動國企改革向縱深推進的一駕馬車。作為國有企業投融資創新的“利器”，基金借助“管資本”改革授權經營體制以及混改的東風，開拓出又一方廣闊的發展空間。

“作為‘管資本為主’的重要嘗試，基金是國資運營的一種市場化手段，利用基金平臺拓展資金籌措渠道，已成為國企改革中的‘金融+’現象。”浙江省國有資本運營有限公司（下稱浙江省國資運營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桑均堯表示。

當前，國有資本運營平臺選擇成立并購重組、資產證券化等產業基金、專項基金，其根源在于基金模式與混合所有制帶動和放大國有資本的影響力和控制力邏輯一致；從社會資本方考慮，通過基金參與國企混改，能夠起到用少量資金撬動大量投資的效果，還能分散投資風險。互利共贏原則下，混改基金紛紛成立。但面對激發活力的改革要求，基金如何做到不辱使命？

不能只想著幫企業卸包袱

近年來，在化解過剩產能、優化調整產業結構的大背景下成立混改基金，其主要目的在于參與國企上市和重組、解決歷史遺留問題、戰略投資布局和創新發展、企業參與國際并購等方面發揮作用。由于這部分混改企業標的蘊含著大量優質資源，社會資本往往踴躍參與其中。

從中央層面來看，國有資本運營公司共發起設立6只基金，總規模近9000億元，發起人股東包括中國郵儲銀行、招商局集團、中國兵器工業集團、中國石化、北京金融街投資（集團）等企業。在地方國企層面，今年7月，浙江省國資運營公司聯合中國誠通、國新國際、工商銀行、建設銀行以及浙民投等5家單位發起設立了首期規模100億元的浙江省國企改革發展基金，旨在貫徹落實浙江省政府“鳳凰行動”計劃，提升省屬國有資產證券化水平，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實現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共生共榮發展。

基金實力雄厚，當然有其優勢。因為國有企業混改中往往背負著債務、人員安置等歷史包袱，基金參與企業混改后，有利于其處理資產處置、債務清理、人員安置等難題，但如果基金管理層只是想著幫忙“卸包袱”，或者尋找優質標的分享“資本盛宴”的心態，某種程度上會制約企業的長遠發展。

“經驗表明，在依法依規有利推進發展前提下，沒有混不成的企業，只有不愿意混的企業。但是混只是一個形式，追求發展還是我們最終的一個發展實質。”廣州國資發展控股有限公司（下稱廣州國發）總經理高東旺說。在他看來，混改不是“卸包袱”，更不是利益大餐分享，發展才是最終目的和實質目標。

將企業的長遠發展作為衡量混改基金的標尺，2016年9月經國務院批準的中國國有企業結構調整基金（下稱國調基金）做出了表率。在2017年參與中國聯通混改后，誠通集團總裁、國調基金董事長朱碧新著眼于企業長遠發展角度分析，聯通資本結構、董事會治理、員工激勵和約束機制等多重因素都會發生變化，這些多元化因素決定了混改后的聯通肯定能實現比較好的增長。

不能輕視投資企業的機制再造

隨著混改的深入推進，《國資報告》記者通過分析發現，目前大量的混改基金，其在LP（有限合伙人）層面已經形成混合所有制，大量民營資本將作為投資人參與其中，從源頭上實現混合所有制，積極參與國企的混改。但這樣一支市場化的基金隊伍參與企業混改后，應警惕輕機制改造帶來的混改陷阱。

對此，相關人士分析認為，“不可否認，通過成立混改基金可以更加有效地利用好社會資源，實現社會資源使用效率的優化。對于缺少資金的國企來說，這樣的參與顯然是有效的。但是，對于那些并不缺少資金，而只是缺少技術、市場、渠道、平臺等的國企來說，最需要的并非資金，而是其他方面的合作。”

以產能過剩行業為例，即使引入了混改基金，緩解了企業眼前的矛盾，但企業存在的運行效率不高、管理不規范、缺乏核心技術等內在矛盾和問題沒有得到及時有效解決，反倒會導致一些本該死掉的僵尸企業僵而不死，繼續浪費社會資源，出現適得其反的效果。

應該說，國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最終目的在于機制再造。“實際上，頂層的混改可以解決，但如果治理結構、利益分割機制沒有建立起來，這種‘混’實質上不見得就好。”高東旺說。因此，在他看來，無論何種產權性質、何種產權結構，機制的再造、活力的再現都是企業內部永恒的創新課題。

例如，廣州國發探索政府引導基金新模式，通過財政凈收益讓渡、股東回購和協議轉讓、強制跟投、決策權限下移等措施，釋放財政引導基金活力。在固定收益業務探索共享共擔新機制，通過業務團隊員工自愿繳納風險儲備金，構建共同投資的形式，實現收益共享、風險共擔。

“混改重要的是通過產權多元化，最終把經營機制公司治理和企業活力激發出來，其中可能在產業融合的戰略投資上，在股權結構的優化上，在公司治理結構的完善上，還有國有資本的合理流動保值增值。”上海浦發銀行總行投資銀行及大客戶部副總經理宋瑞波表示。

不應忽視反向混改

因國有企業改革興起的混改基金，正在成為各類社會資本踴躍參與的香餑餑。事實上，僅僅將混改基金理解為國有企業的專屬工具，并不符合混改基金成立的初衷。

“混改表面來看流動的是基金，但其實央企或者是國企大部分不缺基金，實際真正改變的是一種機制。我認為混改是一種雙向流動，包括了非國有資本或者是進到了國有企業，也包括了國有企業以及他的資本平臺進到了非國有企業領域當中。”北京產權交易所常務副總裁、首都要素市場協會會長高佳卿表示。

無論是正向或者反向，混改基金都應圍繞優化股權去服務。

2017年11月10日，海虹控股發布權益變動書，海虹控股的控股股東中海恒的股權發生變更。中國國有資本風險投資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風投基金）將增資5億元成為中海恒的控股股東，從而成為上市公司的間接控股股東。此次反向混改，正是國風投基金踐行國家大數據戰略的一次重要布局。

試水反向混改，浙江省國資運營公司在地方國企中走在了前面。浙江作為我國民營經濟大省、強省，民營經濟占全省GDP總量大概在65%左右。利用浙江民營經濟優勢，2015年，公司出資4億元參股浙商創投，使其從一家純民營創投機構轉型成為一家民營資本控股、國有資本參股的混合所有制創投企業，成為國內首家成功實現反向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創投企業。

“反向混改成功后，公司也在積極探索與浙江民營企業聯合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等省內知名優質民營企業在金融服務、醫療健康、節能環保、先進制造及高端裝備業和國有企業改革等領域的多層次合作，進一步拓展與民營企業的合作共贏渠道，放大國有資本功能，優化國資布局結構，實現國有資本保值增值。”桑鈞堯告訴《國資報告》記者。

當然，隨著金融服務、醫療健康、節能環保、先進制造等新興產業的蓬勃發展，國資基金反向混改民營企業成為大勢所趨。

“混改不是國退民進，也不是民進國退。我們追求所有資本最大化發揮它的效果，把經濟總量做大，民營企業混不混？他們也需要混，混的目的是干什么？增強活力，釋放發展動能，我們最終實現國企、民營共融共生共建發展。”高東旺表示。(國資報告記者 王倩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