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還沒有一家咨詢單位能夠連續5年成功申報世界遺產，除了中國的一家央企科研單位——中國建設科技集團所屬中國建筑設計研究院建筑歷史研究所（下稱“歷史所”）。

歷史所，一家央企三級單位，目前員工40余人，近20年來他們所從事的工作多數都在解決國家重大文化遺產的整體保護難題——文化遺產的價值研究與保護規劃，其中不乏世界級的難題。

何謂世界級難題？“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長達10000多公里，跨越2000年，第一個登錄《世界遺產名錄》的絲路遺產；杭州西湖，中國第一處以文化景觀類型提名并成功的世界文化遺產；《長城保護總體規劃》，第一次對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人工建造物長城做出整體保護規劃；《故宮保護總體規劃》，故宮第一份以文化遺產價值整體保護為目標的專項規劃，不一而足。歷史所對這些文化遺產項目進行價值提煉和保護規劃，發揮了重要守護者的作用。

為了尋找生存路徑，歷史所一邊做文化遺產項目，一邊又通過項目研究帶動人才培養，引領技術創新，逐漸將多門學科知識融合在一起，形成了獨特的競爭優勢。

技術的創新離不開不變的初心。歷史所堅守一顆尋找中華民族自尊自信底色的初心，長期傳承中華文化，走出了一條做精做強的新路。

在幾十年的探索過程中，歷史所自身也由一個依靠國家撥款的事業性研究單位，轉換成了一個具有良好經濟效益，發揮巨大社會效益的國有企業中的研究與生產機構。

跨越古今，溝通中西

與“一帶一路”國家戰略直接關聯的古代“絲綢之路”如今已為大眾所熟知。實際上，絲綢之路的國際影響更為久遠。早在1988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就在一份報告中提到了絲綢之路申遺的設想。

2014年6月，中國、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三國聯合申報的“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成功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成為整個“絲綢之路”第一個列入世界遺產的項目。

這是一項跨學科、跨領域、跨國境的超大型世界文化申報行動，遺產的時空范圍跨越了近2000年的歷史年代、5000多公里的地理跨距，是我國迄今為止最具國際影響力、也是歷史文化內涵最為豐富的文化遺產。

在整個申報過程中，歷史所在國家文物局和各級政府的積極組織與推進下，在全國絲路學者與專家的鼎力支持下，承擔了中哈吉3國絲路遺產的全套提名文件的編撰、申遺文本的編制、中國境內33個申報點的管理規劃編制或指導，以及大量的現場調研、工程設計與指導，最終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完成了74.2萬字、29冊的絲路申遺提名文件。其中包含了一系列有關文化線路遺產的理論探索、絲綢之路的價值特征研究以及系列遺產保護規劃的技術探討。

“作為中國人，能承擔這個歷史文化內涵極為深厚、遺產價值和意義極為深遠的世界文化遺產申報任務，此生有幸。”當年項目總負責人、歷史所名譽所長陳同濱向《國資報告》記者談起絲路申遺時說到。

陳同濱說，絲路申遺成功直接為國家“一帶一路”倡議提供了歷史依據和現實途徑；對于傳承國際友誼，促進絲路沿線不同國家與地區的發展合作，也具有明顯的現實國際意義。

到過杭州西湖的中國人大概都能明白，西湖是中國傳統山水美學的典范，但西方沒有山水美學，要將西湖的世界性意義“翻譯”給國際遺產專家聽，其難度可想而知。

世界遺產提名文件的核心內容是“突出普遍價值”的研究與闡述，意即強調遺產要“對全人類的現在和未來均具有普遍的重要意義”。西湖的世界性地位體現在哪里？

為此，陳同濱和她的團隊研究了幾乎涉及大半個中國的文化藝術史，最終創造性的提出“杭州西湖文化景觀”的突出普遍價值是中國傳統山水美學的景觀典范，與此同時，提煉出西湖價值的6大承載要素。

2011年，“杭州西湖文化景觀”成為中國第41處世界遺產，是中國第一項以“文化景觀”類型申報的世界遺產項目，也是世界第一例按照文化名湖申報成功的文化遺產。

歷史所所長王力軍向《國資報告》記者介紹，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歷史所在延續建筑歷史和文化遺產保護理論研究的同時，開展了數量可觀的文化遺產保護規劃與工程咨詢實踐。文化遺產類型涉及古遺址、古建筑群、石窟寺、歷史街區等，所規劃項目涉及長城、故宮、敦煌莫高窟、元上都、土司遺址等多處世界文化遺產，以及玉蟾巖遺址、良渚遺址、樓蘭古城等160余處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2007年之后，歷史所完成了一系列中國世界文化遺產的價值解讀、管理規劃和相關技術咨詢，成功促成了杭州西湖、元上都遺址、哈尼梯田、絲綢之路和土司遺址等2011年至2015年連續5年的中國文化遺產申報列入《世界遺產名錄》項目，目前正在推進我國又一項重要文化遺產“良渚古城遺址”的世界遺產申報。

陳同濱說，在國外，完成一項申遺需好幾年時間，申遺咨詢多由民間學術顧問和團體推動，像歷史所這樣年年申遺并且都能成功的咨詢單位，世所罕見。

融三門學問，守一顆初心

歷史上的文化或信仰傳播者往往需要承受漫長的孤獨、寂寞與磨難，歷史所前后歷經了近20年的堅守，才艱難地成長為向世界講述中國文化故事的新時代跨文化傳播者。

歷史所原由梁思成和劉敦楨先生創立于1958年，高峰時期曾經達到130余人的規模，曾在全國范圍開展大量建筑遺產調研與資料采集，今年即將走過一甲子的歲月。

文革前，歷史所解散，1978年恢復重建。1983年，剛剛從天津大學建筑系畢業的“老三屆”陳同濱進入歷史所，成為第24名員工。

上世紀末，在由事業單位到事業單位企業化管理的變革期，全所僅剩6名在職員工和1名返聘退休人員，以至于當年像陳同濱、王力軍、鐘曉青等年輕人幾乎被認作是“為歷史所畫句號的一代”。

但是他們并未放棄陣地，而是堅持做對國家民族有意義的事，并以學術研究與技術創新相結合的方式，走做精做強的路子。

在90年代初歷史所被停發國家工資之后，陳同濱找到了在地方規劃局借調的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總工程師王祖毅。這位總工了解歷史所的學術傳統，將寧波月湖歷史街區的保護規劃設計項目委托了歷史所。經過口口相傳，歷史所相繼接下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天一閣規劃、河姆渡博物館二期展示工程等項目，當1996年陳同濱和王力軍站在河姆渡遺址的回填探坑上時，史前文明的考古遺址現場直接吻合他們的初心，從此約定“今后就走這條路”。緊接著城頭山遺址、大地灣遺址、牛河梁遺址等考古類的規劃需求也來了，大型的區域性規劃需求《吐魯番文物保護與旅游發展總體規劃》也來了。這條考古遺址保護規劃的技術探索之路形成了歷史所后續發展的獨具特色的核心技術，在21世紀獲得國家需求。

“我們的核心技術就是集成創新，把多學科知識融合在一起，服務于項目，這里頭有建筑歷史研究、城市規劃技術、考古學知識等。”陳同濱說，這三塊知識屬于三門專業，其中考古學主要是北大和社科院的強項，規劃是中規院的強項，建筑歷史是歷史所的強項。

純屬歷史研究的主業做不下去，歷史所不得不走向市場，走向市場就得依靠以工程設計技術提供咨詢服務。兩任所長陳同濱、王力軍都是建筑學專業與規劃畢業組的，加上建筑歷史研究知識積累，以及幾十年跟蹤考古現場，歷史所這一批人將三門學問融匯在一起，形成了文化遺產保護規劃的獨特優勢。

技術的背后還有一顆初心。三門學問結合起來不僅是簡單的技術創新，更包含了陳同濱等人對中華文明探索的一種念想。

改革開放之初，面對西方文明的強烈沖擊，和很多當年的知識分子一樣，陳同濱等人對中華文明發出了疑問，黃色文明落后于藍色文明？中華文化落后了嗎？以前是什么樣子？這一連串的問題逼迫他們追根溯源，尋找中華民族自尊自信的底色。

“文化遺產是民族的精神家園，我們的文化遺產應當為支撐一個民族的文化自信服務，這是民族文化復興的大業。”陳同濱說。

歷史所至今的事業，仍然植根于這一深層追求。

陳同濱說，我們做的是人的靈魂的事，是人之所以為人的事，不是錦上添花的事。比如我們承擔的申遺，申遺的核心并不在于是否獲得桂冠，而是可將中華民族遺產的認知、保護、管理和詮釋推進到一個全新的高度，重新發現和認識民族先祖的杰出智慧，在人類文明、文化發展史中定位中華文明在世界體系中的特性和貢獻，可在增進民族文化自豪感的基礎上促進自覺地文化傳承。用遺產的眼光看，從文明的角度論，輔以國際視野的對比研究，必能發現和解釋中華文明五千面的文明特色與先祖智慧，增進民族自信與反思。

從2000年到2015年，歷史所年年排滿了國家項目，然后又接上了《長城保護總體規劃》和《良渚古城遺址》申遺等重大項目。在多年的高強度技術挑戰與應戰中，歷史所的隊伍練出來了，品牌打出來了，技術提升了。

歷史所在對文化遺產保護規劃事業的成功探索中有效結合了學術研究與社會需求，由一個依靠國家撥款的事業性研究單位，到幾乎發不出工資，再轉換成一個具有良好經濟收益、代表行業技術前沿、發揮巨大社會效益的國有企業中的研究與生產機構。

未來守護者何在

昨日的輝煌屬于過去，作為國有企業中的歷史所，未來仍面臨諸多挑戰，事業的可持續發展、新一代年輕人的發展需求等，還面臨著很大的挑戰，需要更頂層的改革并加快落地實施。

陳同濱說，文化的屬性不能等同于經濟，雖然有些文化遺產可以兼顧一定的經濟效益，但掙錢絕對不是文化遺產保護的目的。她屬于不可再生的文化資源，是民族與國家不斷發展的根系，是一個民族用來識別自己身份、一個國家用來見證自身歷程的，也是人類用來發掘、發現和領略祖先智慧和創造力的。她具有幫助當代的人們發現昨天、理解今天、指導未來的作用。因此，文化遺產保護事業，是一個民族建立或找回民族自信的重要途徑，它具有提振民族精神的大能量！

歷史所從事的是文化事業，又是一家央企科研單位，這種獨特性也帶來對其長遠發展的憂慮——“小語種”，與其他強調創新、專利、成果轉化的科研單位不同，歷史所屬于軟科學，給國家的貢獻也是軟實力的貢獻。

王力軍說，歷史所從事的科研主要是圍繞建筑遺產的基礎理論和保護與傳承的應用技術的研究，雖然不能帶來直接的經濟效益，但對提升團隊的學術水平、強化團隊服務社會的能力、塑造團隊文化具有重要意義，也是科研促進企業生產力的途徑。集團和中國院在科研型企業體制下，在政策上為歷史所建立科研與生產相互促進的模式提供了全力支持。歷史所將繼續探討以傳承學術傳統、服務社會為目標的可持續發展機制。

陳同濱提到，在歷史所近10年的發展中，很幸運的遇上了連續兩屆頗有人文情懷的企業領導，對歷史所的事業不僅真正支持、而且真心欣賞，屬于價值觀上的認同，這對我們的堅持初心是極為重要的！但在長期的團隊建設目標下，與市場經濟下的應有課題研究相比，如何解決為國家需求和公益事業服務的企業科研人員的待遇水平是個突出問題，應當讓為國家做出貢獻的人得到應有的回報。

現今，歷史所在國家重點文化遺產保護項目上持續發力：

大約距今5000年前，我國長江下游環太湖地區的良渚先民就開始筑城建國，真實完整留存至今良渚遺址為中華五千年文明提供了重要的依據。今年1月，“良渚古城遺址”已由中國政府正式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遺產中心推薦、作為2019年中國的世界文化遺產申報項目。有關良渚遺址申遺的價值研究、管理規劃以及全套提名文件達16冊、約184.1萬字，是歷史所借此向世界講述中國早期文明的又一力作。

2019年中，申遺結果將在第43屆世界遺產大會上公布。這件習近平總書記多年關心的大事即將世界矚目。(國資報告記者 饒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