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在青海一處代號為“二二一廠”的土地上有這樣一群人，為我國第一顆原子彈、氫彈研究，遠離故土，隱姓埋名，在戈壁灘上一待就是幾十年。如今，這些見證了“蘑菇云”升空的老人雖已步入晚年，依舊不忘初心，用自己的方式講述著戈壁沙漠里的動人故事。他們在上海建立了“蘑菇云”黨支部，還籌建了一個“兩彈一星”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兩彈一星”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內景。

自1955年起，我國核工業開啟艱苦創業歷程，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代號為青海“二二一廠”）建立。在“兩彈”參與者中，有82位來自上海的年輕人，陸續再回家鄉，已是滿頭銀發。

“去之前，我們只知道要去邊疆，從事一項關系全國人民利益的事業，只知道那里條件艱苦。但我們不知道，那里的生活這樣困難。”原核二二一廠二分廠黨委副書記、“兩彈一星”愛國主義教育基地黨支部書記陳福良說。

據他回憶，他們所處海拔3500米的高原上常刮大風，來自東部地區的人們往往不適應，心跳加速、口干舌燥、常流鼻血，身體經受很大考驗；蔬菜食品供應困難，因為海拔高，飯菜無法煮熟、饅頭夾生粘牙……“后來，廠里組織開荒種植、捕魚打獵，我們都挺過來了。”

在這群無名英雄的努力下，1964年10月16日，我國第一顆原子彈成功爆炸，僅隔兩2年零8個月，第一顆氫彈試爆成功。“父母去世時自己沒能回來，孩子都是在外公外婆家長大的。”陳福良說，“但是，如果再做一次選擇，還要選擇這項事業。”

“退休之后，我們能為這項偉大的事業做點什么？”這是當時陳福良反復思考的問題。有同樣感受的，還有和陳福良一起回到上海的其余81位老人。

原核二二一廠二分廠質檢科長、“兩彈一星”愛國主義教育基地負責人許震貴記得，2002年，在上鋼新村街道辦及浦東新區的幫助下，最初僅有13平方米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辦起來了。為了生動展現核研制過程中異常艱苦的工作、生活場景，他們捐出自己珍藏了多年的歷史照片、相關證書、紀念獎章及物品等，有的甚至不遠千里去青海收集資料。

步入展廳，寫有“兩彈一星”精神的墻面映入眼簾。廳內圍繞“光輝歷程”“激情歲月”“金色晚年”等主題布展，每一張照片都承載著一段感人的故事，每一個物件都能勾連起昔日難忘的回憶，它們還原了青海“二二一廠”走過的艱辛歷程，展示了80多位來自上海的年輕人為國防事業奉獻青春的激情歲月，也記錄了“兩彈”功臣回到上海為社區建設發揮余熱的精神風采。

“熱愛祖國，無私奉獻，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大力協同，勇于登攀”，作為親歷者，陳福良等人更能體會這24字背后的力量。

面對一張展出的“二二一廠”的照片，同在原二二一廠工作的“兩彈一星”愛國主義教育基地講解員王鈺德深有感觸。照片上是空曠的荒原、簡陋的廠房、揚塵的土路。“我們當時的生活比較艱苦。但大家都有強國的信念，所以苦中作樂，用行動去捍衛理想。”王鈺德的所言所想，與“四個一切”的核工業精神也緊密契合——事業高于一切，責任重于一切，嚴細融入一切，進取成就一切。

在原“二二一廠”工作穿用的防寒、勞保用品。

從“兩彈一星”精神，到新時代核工業精神，正是一代代核工業人用青春汗水鑄成的事業之魂、力量之源，凝聚著核工業人報效祖國的滿腔熱血，這也是新時期推動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不斷發展的強大精神力量。無論是在研制原子彈、氫彈的年代“干驚天動地事、做隱姓埋名人”，還是核電起步后的大發展“挺直民族核電的脊梁”，他們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傳承和弘揚這種精神。

“年少時，我們響應國家號召，只為強國；退休后，就是要把我們當年那些身邊的故事講出來，把‘兩彈一星’的精神傳承下去。”他們的想法很真誠，也很直接。這群老人很清楚地知道“我是誰”“為了誰”。

“在基地創辦之初，我們還擔心這些故事不會有太多人關注，但在過去的近20年來，基地已經接待來自全國各地的參觀者15余萬人，現在展廳面積擴展到了150平方米。”許震貴說。他們還深入機關、學校、部隊，宣講“兩彈一星”人的愛國情、報國志。

愛國不僅僅是內心深處最真摯的感情，更是一種行動自覺。這群耄耋老人身上有著“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使命擔當。他們有人還熱心社區大事小情，主動擔任樓棟長；上海全面實行垃圾分類后，有人帶頭分類，甚至在風吹日曬中值守垃圾桶；青海玉樹發生地震，他們積極為“第二家鄉”捐款援助……

“我們生長在紅旗下，無論身處何方、身在何地，都要腳踏實地為民族復興鋪路架橋，為祖國建設添磚加瓦。”陳福良說。

【責任編輯：王占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