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為國務院國資委副主任、黨委副書記李偉2006年8月1日在地方國資委負責人研討班上的專題講座）　　

　　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初步建立和逐步完善，以及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我國經濟發展的市場經營方式越來越趨于與國際市場接軌。尤其是在國際金融資本市場全球化發展趨勢的帶動下，近十多年來，中國的金融資本市場快速發展，已初具規模。越來越多的金融機構和生產經營企業開始利用金融資本市場提供的多種金融衍生產品開展投資活動，也有不少企業進入國際金融資本市場進行投資或投機活動。由于，我國企業對金融衍生產品這一新型金融工具缺乏深入的了解和必要的專業知識，有些企業貿然行事，置高風險而不顧，結果招致巨額損失，教訓慘痛。下面，我就我國金融資本市場的發展歷程以及國有企業從事高風險業務的狀況和國家的監管要求作一介紹，與大家共同探討“國有企業金融衍生產品業務管理”這一新課題。

　　一、 我國金融衍生產品市場發展的概況

　　在講我國金融衍生產品市場形成和發展之前，不能不扼要提及上一世紀國際金融市場兩場歷史性的、里程碑式的變革。因為中國金融衍生產品市場的形成和發展與這一大背景，尤其是與仍在延續的第二次大變革密切相關，而且深受其影響。一是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由于股市崩潰、華爾街重大丑聞曝光、1000多家銀行倒閉及經濟大蕭條而引起的對金融市場、機構、制度、經營方式的普遍變革。變革的基本特征是加強管制，金融分業經營就是強制性規定之一。其標志是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爾法的實施和1944年44國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建立。第二次大變革，則是70年代以來，隨著世界經濟的發展，尤其是宏觀經濟環境的巨變（世界性石油危機、匯率、利率的劇烈變動等），金融機構傳統的經營模式和業務種類已越來越不適應經濟運行的需求，金融自由化的浪潮興起，布雷頓森林體系逐步解體。其基本特征是放松管制和金融創新。在金融自由化浪潮的沖擊下，發達國家相繼從法規層面上放松了原有的嚴格管制，一方面加快了金融資本市場全球化的進程，另一方面也極大促進了金融衍生工具的不斷創新。由此，各類金融衍生產品層出不窮，日新月異，利用金融衍生產品進行投資和投機的活動日益增多。金融衍生產品在充分發揮繁榮世界經濟作用的同時，也給企業乃至世界經濟的發展增加了巨大的風險性。

　　（一）我國金融衍生產品市場發展現狀。金融衍生產品開始引入我國是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的事情，但我國真正建立金融衍生產品交易市場則是在上世紀90年代。在其發展過程中，以下幾個主要事件值得一提：

　　1992年—1995年間，上海和海南的交易所曾推出過國債和股指期貨，交易也一度達到瘋狂的程度，但由于太過超前，水土不服而夭折。

　　——1992年6月，上海外匯調劑中心建立了我國第一個外匯期貨市場，率先推出人民幣外匯期貨業務，但由于各方面條件尚不具備，對投機行為認識不清，市場缺乏規避外匯匯率變動風險的主體，法律制度不健全、管理經驗不足、缺乏相應專門人才等原因，我國的外匯期貨試點了一年多就宣告試點失敗。

　　——1992年12月，上海證券交易所推出第一張國債期貨合約，剛開始時交易清淡，直到1994年底，市場逐步發展，交易規模才得以擴大。但由于經驗缺乏，金融監管不力，導致過度投資，從而引發了“3.27事件”（注：“327”品種是對1992年發行的3年期國債期貨合約的代稱。1995年2月23日，“327”品種由于貼息消息在十分鐘內上漲3.77元，使做空主力萬國證券陷入困境，虧損達60多億元。交易結束前最后8分鐘，空方主力大量透支交易，使其暴跌3.8元，并使當日開倉多頭全線爆倉。但最終上交所宣布最后8分鐘所有“327”品種交易無效，會員之間協議平倉），并于1995年5月17日關閉了國債期貨。

　　——1993年3月，海南證券交易中心推出了非正式的深圳股票指數期貨交易，但由于投資者對這一投資方式的認識不足，再加上中國股票市場的不穩定，在管理上出現了不少問題，海南深指期貨僅運作了幾個月，就被停止交易。

　　——1994年10月，深圳證券交易所開始交易認股權證，但1996年6月，出于穩定證券市場，實施全國統一配股政策的考慮及權證的存在對其他國家股、法人股轉配不公平問題的擔心，證監會取消了此類衍生品的運作。

　　我國成規模的金融衍生產品業務開始于1997年中國銀行開辦的具有遠期交易性質的遠期結售匯業務。后來，人民銀行于2004年推出了買斷式回購國債業務，2005年推出了銀行間債券遠期交易、人民幣遠期產品、人民幣互換和遠期結算等業務，意味著中國衍生品市場已重振旗鼓，伴隨著股權分置改革而創立的各式權證使衍生品也開始進入普通投資者的視野。目前，我國金融市場上主要的衍生產品有外匯遠期、外匯掉期、利率遠期和商品期貨。

　　（二）衍生金融工具的不斷創新，使高風險業務品種大量增加。金融衍生工具在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公告第119號中定義為：“一項價值由名義規定的衍生于所依據的資產或指數的業務或合約”。在我國，銀監會頒布實施的《金融機構衍生產品交易業務管理暫行辦法》指出：衍生產品是一種金融合約，其價值取決于一種或多種基礎資產或指數。合約按功能分，有風險管理型、增強流動型、信用創造型、股權創造型；按產品形態分，有遠期、期貨、期權、掉期；按原生資產分，有股票、利率、匯率、商品；按交易方式分，有場內和場外交易兩種。

　　衍生金融工具的價格受基礎資產價格走向及股票價格指數波動的支配。衍生金融工具具有以下特點：一是契約性。衍生金融工具是一種特殊的經濟合同，其標的物是簽訂的合約，而不是現實中物質屬性的商品或勞務，衍生金融工具是一種標準化的合約，對于合約的標的物、交易時間、交易條件等有比一般經濟合同更加嚴格的要求，除非對沖倉位，否則必須進行交割。二是杠桿性。衍生金融工具的初始凈投資很少，采取保證金制度，保證金一般按合約交易金額的5%-10%來交納，以少量的資金就能完成數倍乃至數十倍的合約交易，這就是衍生金融工具的杠桿作用。三是風險轉移性。衍生金融工具能夠將風險在交易者之間轉移，衍生金融工具交易中存在著套期保值者和投機者，套期保值者希望能夠規避風險，而風險的承受者就是投機者。四是創新性。衍生金融工具處在不斷的發展創新中，造市者往往為了避免現有的監管，不斷地創造出新的衍生金融工具。五是未來性。從衍生金融工具的概念可以看出，衍生金融工具是面向未來的，所簽訂的合約是代表未來的權利義務。

　　國外金融衍生品市場已經歷了30多年的發展歷程，經歷了開發階段、飛速發展階段，現在已進入較為成熟階段。當今的全球金融市場，平均每星期都有新的衍生工具產生，衍生金融工具的創新，直接豐富了衍生工具的品種，至1994年統計，國際金融市場的衍生工具已達1200余種，而由它衍生出來的各種復雜組合的產品可以說數以萬計，使高風險業務的品種大量增加。

　　（三）金融衍生產品本身特征，決定其“高收益、高風險”必然屬性。金融衍生產品具有杠桿性、復雜性、投機性等特點，這些特點決定了衍生產品不僅具有高收益性，也不可避免地具有高風險性。例如，衍生產品的杠桿性意味著，在衍生產品交易中，只需按規定交納較低的傭金或保證金，就可從事大宗交易，以小搏大。投資者只需動用少量的資本便能控制大量的資金，但是一旦實際的變動趨勢與交易者預測的不一致，就可能使投資者遭受嚴重損失。同時，衍生產品的虛擬性和定價的復雜性使得其交易策略遠復雜于現貨交易。在現實中，金融衍生交易的各種風險往往交叉反映，相互作用、互相影響，使金融衍生交易的風險加倍放大。

　　對于衍生金融工具來說，直接相關的風險至少有以下六種：一是市場風險。因衍生產品市場價格波動造成虧損的風險，它突出地表現在投機交易中。市場風險是許多衍生品交易導致虧損以致破產的直接原因。二是信用風險。也叫履約風險，是指交易對手無法履行合約承諾的風險。這種風險主要表現在場外交易中，銀行或交易公司僅充當交易中介，能否如期履約完全取決于當事人的資信，故信用風險極易發生。在場內交易中，通過良好的保證金制度和結算制度，可以較好地規避信用風險。三是流動性風險。即合約的持有者將合約轉讓變現的風險。場內交易的合約，由于標準化程度高，市場規模大，消息靈通，交易者可以隨時斟酌市場行情變化決定頭寸的拋補，故流動性風險較小；相反，在場外交易的衍生金融工具每份合約基本上是“量體裁衣”式訂立的，缺乏可流通的二級市場，因而流動性風險大。如中航油新加坡公司交易的場外期權產品，自己占了該品種市場交易的95%，一旦被別人擠到墻角，就會出現“墻倒眾人推”的情況，流通性差。四是操作風險。指因信息系統或內部控制系統的失誤而造成的意外損失。五是結算風險。即：交易對手無法按時付款或交貨技術原因造成的風險。六是法律風險。指合約不具有法律約束力或未準確地訴諸于法律文件所產生的風險。金融衍生產品是一個全球化的市場，要求統一的交易規則，而各個國家的法律彼此不同，這會帶來法律風險。

　　衍生金融工具是一把“雙刃劍”。使用得當，可以有效地幫助企業獲得較高的收益或者對沖經營風險。例如利用遠期、期貨等衍生產品，可以幫助企業管理原材料和外匯等的價格波動風險，幫助企業鎖定成本，保持企業財務和盈利狀況的穩定性和可預測性。另一方面，若對衍生產品的風險認識不足，貿然參與或過度投機則很有可能給交易者帶來巨大損失。大量的事實證明，如果不能正確的駕馭衍生金融工具，控制其風險，它給人們帶來的教訓也是十分慘痛的。但這并不是交易工具本身的過錯，而是人為的過錯。

　　（四）金融衍生工具的復雜多樣性加大了經營和監管的難度。隨著國際市場的迅猛發展和信息技術的日新月異，當前衍生產品的新種類越來越豐富，衍生產品設計日益靈活，種類繁多，幾乎到了“量身定做”地步，與之相伴隨，管理和監管難度也越來越大。例如，銀行完全可以根據客戶所要求的時間、金額、杠桿比率、價格、風險級別等參數為客戶設計衍生產品。然而，這樣的衍生產品定價極為復雜，需要高難度數學模型來完成定價，企業和監管當局很難識別和管理其中的風險，這類衍生產品的交易也很容易因為無知而虧損。再如，由于衍生金融工具多屬于表外業務，不能在資產負債表內列示，且具有“以小博大”的杠桿作用，這使其表面的資金流動與潛在的資金盈虧大相徑庭，加之衍生交易空間上的廣闊性和時間上的連續性使會計核算難以進行，因此，對衍生金融工具的財務監管難度很大。為銀行監管需要，我在銀監會時曾負責做過一項《衍生金融工具會計制度》課題，很不容易，因為我們的實踐太少，國內對此確實有權威、有充分發言權的專家不多；銀監會還成立了業務創新監管協作部，專門研究金融衍生產品的國外引進、創新及監管，實際還遠遠適應不了市場發展的需要。

　　衍生交易的風險管理和監管給企業給監管當局帶來了極大挑戰：首先，為了恰當運用衍生產品交易進行風險對沖，企業必須具有一定數量的合格交易人員，而衍生產品交易員的市場價格往往不菲；其次，為了識別和管理衍生產品中的風險，企業必須擁有高度專業的風險管理人員和風險管理系統；再次，衍生產品定價極為復雜，需要高難度數學模型來完成定價，監管機構要真正理解這些定價模型極為困難。第四，衍生金融工具對會計核算和現行財務會計理論提出了嚴峻挑戰，對衍生金融工具的確認、計量與報告問題是傳統的會計理論無法解決的。一是按照傳統的會計理論，資產與負債是由過去的交易事項帶來的資源與發生的現有義務，而衍生金融工具的實質是企業現在擁有的權力或承擔的義務，在將來會造成現金流入或流出，所以難以將其確認為資產或負債。二是衍生金融工具交易市價隨時隨地在發生變動，此時預示著參與者的巨大盈利，彼時可能演變為巨額損失。因此，必須以多種計量基礎對金融工具進行不斷的確認和計量。三是衍生金融工具不能為傳統財務會計模式容納而只能成為表外項目，而且在表外得不到規范、完整的反映，其信息披露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企業管理當局的意愿。所以說，衍生金融工具信息的“供應”不足且不規范。然而衍生金融工具交易對企業的財務狀況，經營成果和現金流量都有著不容忽視的影響，若投資者不能在企業報表中獲取相應信息，就會看不到隱藏的巨大財務風險，許多金融風波的發生都與會計系統未能及時、充分地披露衍生金融工具交易有關。從全球衍生產品的風險管理和監管實踐看，由于衍生交易風險管理和監管變得更加復雜、更加專業化，各市場交易主體除了必須建立嚴格有效的內部風險管理和控制機制之外，很多機構和監管部門不得不依賴專家提供專門的技術支持，同時金融衍生產品交易市場監管的國際合作也得到了加強。

　　（五）我國企業參與衍生產品交易的政策考慮。不少人會問，既然衍生產品的風險大，我們禁止企業參與，在國內不開展衍生產品交易，不就可以了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金融衍生產品從其設計的初衷和設計的原理來說，是用來規避風險的工具。可以這么說，在經濟全球化迅速發展、投資日益國際化的今天，如果不利用衍生產品的規避風險功能和價格發現功能，無論是對一個國家經濟還是對一個國際化的企業來說才是最大的風險。如果不讓國內的企業從事衍生產品交易，就相當于把它們的手腳捆起來，這些企業在不能對沖風險的情況下，就沒有辦法和國外公司抗衡。我國的石油公司比外國的石油公司靠天吃飯的成分大多了，主要原因就在于外國石油公司通過衍生工具把石油價格的風險都規避了，而我國的石油公司以前不懂得通過衍生工具避險，經受世界石油價格波動的影響就大得多。一個好的企業，一個有國際競爭力的企業，必須設法將自己無法控制的風險規避。近年來，國際市場黃金、石油、有色金屬、糧食等價格波動劇烈，對國內企業的生產經營帶來很大風險，企業有利用金融衍生產品避險的要求。另外，近年國際金融市場匯率、利率變動頻繁，利用金融衍生產品防范匯率、利率風險，也成為廣大進出口企業的現實要求。因此，衍生產品交易不但不可以禁止，將來還必須創造條件讓更多的企業從事這類業務，以有效實現經營中的風險規避。

　　但是需要強調的是非金融企業從事衍生產品交易的目的應該是避險而不是作為盈利手段；企業應該是衍生產品的使用者，而不應該成為做市商（出售者）。株冶事件、中航油事件、國儲銅事件的教訓是，它們希望通過承擔衍生產品風險而謀求“豐厚”利潤，忘記了自己用衍生產品套期保值的初衷，忘記了自己的主業。所以，這里有一原則區別，也是分水嶺，就是企業從事衍生產品交易是為了規避風險，而不是為了盈利，更不是為了追求利潤最大化。

　　二、當前我國國有企業從事衍生金融產品業務的現狀

　　高風險業務的“高收益”、“高回報”屬性以及規避風險的功能吸引越來越多國內企業投入其中，而不少企業往往忽視其“高風險”一面，導致在從事高風險業務時發生巨額財務損失，教訓是沉痛的。

　　（一）市場經濟條件下，從事某些高風險業務是企業規避價格風險的必然趨勢。伴隨著我國經濟的高速運行以及日益成為全球制造加工中心，我國對能源、原材料、農產品等大宗商品的需求量與日俱增，在國際市場上是全球名列前茅的大買家，形成了影響全球商品價格的“中國因素”，而國際市場相關商品的價格波動給我國帶來的沖擊也將是巨大的。從當前中國經濟發展趨勢分析，目前及未來相當一段時期我國對外部資源和能源的依賴程度繼續提高，使國內企業不得不面對國際市場上商品價格波動帶來的巨大風險。同時上述產品價格的高位運行或不斷上揚，對于消費需求旺盛的中國而言，將對中國未來經濟發展產生重要影響。

　　以石油為例，隨著世界經濟的復蘇，世界石油需求快速增長，尤其中國的需求增長量占到很大一部分。2004年世界石油需求為8220萬桶/天，比上年增長3.2%，增加250萬桶/天，其中中國增加量為83萬桶/天，占世界的33.2%。在石油消費總量上，2003年中國石油消費總量2.67億噸超過日本，成為排在美國（9.14億噸）之后的全球第二大消費國。2004年我國石油消費總量達到2.92億噸，2005年超過3億噸。1996年我國成為原油凈進口國，2004年我國原油進口量達1.23億噸，進口石油依存度達42%，2005年達1.4億噸，依存度達45%。

　　其他一些大宗商品，如大豆、銅精礦、鐵礦石、氧化鋁等，與石油一樣，進口量已經占到國內消費的50％以上，且國際市場價格還在節節攀升。由于我國企業對國際市場進口商品的依存度越來越高，因此，國際上大宗商品的價格的不斷上漲，必然大大增加我國企業的進口成本，作為國內企業利用境外期貨市場規避價格波動風險進行套期保值，以獲取成本優勢，成為企業有效管理風險，實現穩健經營的一種重要手段和必然趨勢。這也是越來越多的企業需要利用這些工具來規避價格風險的根本原因。

　　同時國內的一些資源開采型的生產企業，在當前國際市場行情不斷高漲，連創歷史新高的情形下，雖然不開展期貨套期保值可能能夠獲取更加豐厚的利潤，但市場行情未來的趨勢誰也無法準確預測和掌控，為了防止大漲以后的猛跌，企業需要利用這些工具鎖定未來的預期利潤，將利用衍生品進行套期保值作為避險工具而不是追逐利潤最大化的手段。

　　另外，目前中國國內金融體系還在不斷完善，而國際金融市場匯率、利率變動頻繁，對于我國大量進出口企業來說，利用金融衍生工具規避匯率、利率風險，能夠增強我們參與國際競爭的能力和實力。以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為例，雖然當前只有2%的升值，但對于那些附加值比較低或者主要靠價格優勢出口的企業來說，人民幣匯率的任何變化都會給他們帶來較大影響，有些企業的利潤率可能只有2%左右，如果不采取措施規避匯率、利率風險，可能將面臨嚴峻的生存危機。因此，對于已經習慣于原有固定匯率機制的貿易企業，除了盡快適應新的匯率機制，努力增加自身抗風險能力之外，還需要依靠各類不同的金融衍生工具來規避風險，擴大盈利空間，保持平穩的發展速度。

　　（二） 國有企業經濟效益快速增長為從事高風險業務提供充足的資金來源。近年來，在國家良好的宏觀經濟環境及宏觀經濟政策推動下，國有企業經濟效益保持了快速增長態勢，為企業涉足高風險業務進行投資理財提供了充足的資金來源。據統計，2005年全國12.7萬戶國有企業實現銷售收入142,490億元，比2002年增長67%，年均增長18.6%；實現利潤9,682.8億元，比2002年增長155.7%，年均增長36.7%；實現凈利潤4,982.2億元，比2002年增長219%，年均增長47.2%。2005年全國國有企業實現的利潤是效益處于低谷的98年（213.7億元）的45倍。2005年166家中央企業實現銷售收入67,945.4億元，比2002年增長58.7%，年均增長16.7%；實現利潤6,377億元，比2002年增長115.9%，年均增長29.2%；實現凈利潤3,399.4億元，比2002年增長135%，年均增長32.9%。

　　國有企業近幾年效益的高速增長創造了較為充足的現金流。此外，企業大量的銀行貸款和每年計提的固定資產折舊等也為企業提供了大量的現金來源。全國國有企業2005年末銀行貸款余額達71,987.6億元,每年增加近5,000億元；全國國有企業2005年計提折舊8,525.3億元，每年增加近1,000億元。企業總體的資金規模較過去大幅增加，企業階段性閑置資金相對較多，加上銀行存款利率一直低位徘徊，為提高資金利用效率，一些資金充足的企業迫切需要將暫時不用的閑置資金進行短期投資，賺取至少高于同期銀行存款利率的投資回報，股票、國債、委托理財等高風險業務正好滿足了這種投資需求，所以近年來國有企業較多涉足這些高風險領域，少數企業進入期貨等金融衍生品投資業務。

　　（三）“高收益”屬性吸引企業將其作為投資理財的重要工具，而往往忽視其“高風險”屬性。任何一種金融投資工具都是風險性和收益性相伴相隨的。其收益性在于未來的投資回報可能遠遠超過投資成本，尤其是金融衍生產品由于其財務杠桿原理可以使投資者賺取數倍、數十倍的高額利潤。但高利潤與高風險是相伴而行，金融投資工具的高風險性在于購買金融工具的本金可能虧蝕，甚至可能承擔遠遠超過投資成本的風險損失。如果有人推薦一種金融產品，向你保證你的投資只會獲取豐富的回報，不需要承擔發生損失的任何風險，毫無疑問，這是不符合金融投資工具基本原理的，肯定會出問題。就如同早幾年承諾保底收益的委托理財業務一樣，最終結果是血本無歸。目前，一些企業在投資理財時往往被投資產品的“高收益”所吸引，而忽視其相應的“高風險”屬性。

　　比如期貨交易。期貨是為了規避未來不確定的價格風險而出現的金融衍生工具，在期貨市場中，現貨商為了鎖定成本、獲取穩定利潤而采取的規避價格波動所帶來的不確定風險，實現固定回報和盈利。而投機者為了高額的利潤而承擔市場中價格波動的風險。真正體現期貨本身高風險的是保證金交易。保證金交易是一種杠桿交易手段，具有“以小搏大”的特點，為的是使投資者可以利用很少的資金完成正常項目的保值，相對于投機者來說，則意味著風險和利潤的源泉。因此，期貨對于投資者來說屬于規避風險品種，對于投機者來說屬于高風險、高收益品種。

　　因此，當我們在選擇從事某一項高風險業務時，應當認真分析獲得收益或回報的同時，需要承擔的風險是否在可以承受的范圍內，否則不宜介入。

　　（四）近年來企業從事高風險業務造成重大經濟損失典型案例。近年來，隨著企業經濟效益不斷提高以及金融市場不斷發展，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始參與和介入各類高風險業務，但由于操作不當、風險控制不力、監管不嚴等原因，造成重大經濟損失的事件時有發生，給國家和社會帶來較大不良影響，比較典型的有株冶期貨事件、國儲銅事件、中航油事件以及××集團公司委托理財損失事件等。

　　案例一：株冶期貨事件

　　株洲冶煉廠于1956年成立，曾在中國大型國有企業五百強中排列132名，年利潤過億元。該廠為中國三家在倫敦金屬期貨交易所掛牌上市企業之一、全球五大鉛鋅冶煉生產廠家之一。

　　1994年，國務院下令禁止國內企業炒作外盤期貨，認為中國的市場經濟尚未成熟，各方面條件也不具備做境外期貨交易的能力。株洲冶煉廠卻利用了進出口權的便利，違規炒作境外期貨，由于最初以套期保值名義的操作，嘗到了一些甜頭，株洲冶煉廠進口公司經理、期貨操盤手徐耀東的權利逐漸膨脹，而廠方對他以及從事的外盤期貨交易也采取了放任的態度。1997年3月世界金屬期貨市場價格上揚，鋅市走俏，徐耀東見有利可圖，開始在每噸1,250美元的價位上向外拋售合同，此時株洲冶煉廠每噸鋅的成本僅1,100美元，做套期保值的話，每噸在以后按期交割現貨可獲利150美元，也可避免市場價格下跌造成的損失。但是后來鋅價上揚到1,300美元，徐耀東開始做空（賣空），即拋出了遠遠大于株洲冶煉廠年產量的供貨合同，此舉的目的是通過拋出大量供貨合同打下市場價格，等鋅價跌至價格較低的拋出價格以下時大量買入合同平倉，保留高價位的賣出合同如期交割獲利。但是由于對鋅價走勢判斷的錯誤以及交易對家逼倉，鋅價并沒有像徐耀東預期的下跌，而是一路攀升到1,674美元。

　　按倫敦金屬期貨交易所的行規，買賣者須繳納買賣合同金額的5%用作保證金，徐耀東支付保證金的資金大部分來源于銀行貸款，在1997年3月至7月間，徐耀東因無法支付保證金，多次被逼止損平倉。面對巨大的空頭頭寸和過億美元的損失，徐耀東不得不向株冶廠報告，當時已在倫敦賣出了45萬噸鋅，相當于株冶廠全年的總產量的1.5倍。雖然國家出面從其它鋅廠調集了部分鋅進行交割試圖減少損失，但是終因拋售量過大，株冶廠為了履約只好高價買入合約平倉，形成1.758億美元（14.6億元人民幣）的巨額虧損。

　　導致株冶鋅期貨交易巨額損失的原因：一是對鋅價走勢的錯誤判斷；二是沒有及時進行風險對沖平倉止損；三是企業內部管理制度不完善，沒有期貨交易風險管理程序；四是徐耀東個人權利過大，沒有監管和制約機制。其核心是追求利潤最大化，忽視高風險。

　　案例二：國儲銅期貨交易

　　2005年11月中旬，外電紛紛披露，中國國家物資儲備局一名交易員劉其兵在八九月間于倫敦金屬交易所銅期貨市場，在每噸3000多美元的價位附近拋空，建立了20萬噸期銅的三月空頭遠期倉位，交割日期在12月21日左右。倫敦期銅價在11月前后不斷上揚，銅價每噸上漲約600多美元，這些空單已經造成巨額虧損，而該交易員劉其兵則神秘失蹤。

　　劉其兵是國家物資儲備調節中心進出口處副處長。國家物資儲備調節中心是國家物資儲備局下屬單位，進出口處的職責主要是從倫敦金屬交易所（LME）采購銅，無論是國儲局還是調節中心，都沒有從事境外期貨業務的資格，即便調節中心有套期保值的需求，也只能通過有境外期貨執業資格的企業來操作，但不能進行投機。

　　劉其兵錯誤地判斷了銅價的走勢，他預計2005年末銅價會跌，因此以目前簽訂的遠期合約價格賣出了20萬噸期銅空頭；如果價格確實下跌，就可以在未來以較低的現貨市場價格買進，以較高的合約價格賣出，賺取其中的價差。而后來的事實證明劉其兵作為交易的基礎判斷與市場走向截然相反。

　　2005年11月9日至12月7日，國家物資儲備局連續四次公開拍賣儲備銅（每次2萬噸），并聲稱其持有130萬噸庫存銅，意圖壓低銅價，但對市場價格的狙擊并不理想，國際銅價依然逆市上漲，并不斷創下期銅百年來的最高價格。

　　如果國儲中心已經于2005年底前將劉其兵留下的空頭頭寸結清離場，那么根據2005年12月20日，也就是交割日的前一天，倫敦金交所3月期銅開盤價4426美元/噸，收盤4410美元/噸計算，國儲中心每噸期銅虧損約900美元，20萬噸虧損就是近2億美元。如果國儲中心沒有在2005年年底完全交割，而是選擇部分延期到2006年，市場傳言在2006年3－4月離場，此時的期銅價早在7700美元/噸以上，國儲中心虧損將在8億美元以上。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導致國儲銅期貨交易重大損失的原因：一是期銅價格走勢判斷失誤；二是劉其兵個人大權獨攬，他一個人就可以在倫敦銅期貨市場上拋出20萬噸巨額空單；三是國儲中心監管不力，沒有對劉其兵和境外期貨交易進行有效的監督和控制；四是沒有風險控制，沒有及時止損；五是缺乏對境外期貨市場規則和潛規則的了解。

　　案例三：中航油石油期權事件

　　中航油新加坡公司于1993年成立，主要從事中國進口航油采購和國際石油貿易及石油實業投資等業務，于2001年12月在新加坡上市，中航油集團控股75%。2003年底，中航油集團控股凈資產價值為1.4億美元，股票市值約6億美元。

　　中航油新加坡公司于1998年就開始從事石油衍生品紙貨互換交易，1999年開始從事石油衍生品期貨交易，初期交易量較小。2000年以后中航油新加坡公司從事的石油衍生品交易數量不斷擴大。為控制石油衍生品交易風險，中航油新加坡公司于2000年10月成立了風險管理委員會，同時委托新加坡安永會計師事務所編制了《風險管理手冊》，對公司衍生品交易政策作了比較明確的規定。如明確公司每個交易員倉位限額為50萬桶，公司所有產品的倉位限額為200萬桶；每個交易員虧損限額50萬美元，總裁審批虧損限額最高500萬美元，且須得到董事會批準；公司開展石油衍生品新業務和品種，必須進行風險評估和須董事會審批等等。

　　2002年3月中航油新加坡公司未上報董事會及中航油集團批準開始從事場外石油期權交易。2003年10月底根據對油價走勢可能下跌的判斷，中航油新加坡公司執行董事兼總裁陳久霖批準公司貿易員紀瑞德和葛爾瑪（均為外聘雇員）提出場外期權交易建議，在航油價位為每桶20多美元時，陸續賣出2004年航油期權200多萬桶，賣價為每桶36美元，獲得了200萬美元權利金收入。2004年1月由于國際油價繼續攀升（油價超過每桶36美元），新加坡公司計算期權業務潛虧540萬美元（實際潛虧970萬美元），因不希望在財務報表中體現出經營虧損，在未向集團公司及董事會報告的情況下，2004年1月陳久霖越權批準挪盤，將倉位進行展期和成倍放大交易量。2004年國際油價持續直線上升（高點達每桶50美元），公司潛虧進一步大幅增加，陳久霖又擅自批準在2004年6月和9月進行了兩次挪盤，公司期權交易量放大到5200萬桶，期權盤位展期到2005與2006年。截止2004年11月底，中航油新加坡公司期權交易潛虧實際為5.7億美元。

　　隨著國際市場油價持續攀升，中航油新加坡公司三次挪盤后，虧損成倍擴大，因無力支付巨額保證金，于2004年10月9日不得不向中航油集團報告。為盡可能減少損失影響，中航油集團初期決定盡力挽救中航油新加坡公司，擬由集團公司全部接盤、籌措資金幫助中航油新加坡公司渡過難關，并于10月20日出售中航油新加坡公司15%股權，獲得1.08億美元轉讓金全部用于中航油新加坡公司支付保證金，后經核實發現中航油新加坡公司虧空數額巨大，挽救所需資金超出了集團公司的承受能力，為盡可能減少損失和避免拖垮集團公司，決定將全部盤位進行斬倉，并對中航油新加坡公司申請停牌重組。最終中航油新加坡公司關閉所有倉位的實際損失為5.4億美元，如果再不關閉倉位，損失將會超過15億美元。

　　經過一年來中新雙方多方面共同努力，中航油新加坡公司較為順利地完成了債務重組和股權重組，于2006年3月28日在新上市復牌，當日收市股價達每股1.65新元（面值每股0.5新元），市值達7億美元，標志著歷時16個月的重組工作獲得成功，基本實現了中新雙方期待的“妥善解決”預期目標。

　　對中航油新加坡公司石油期權損失的原因進行分析，歸納起來主要有：一是對國際油價走勢的錯誤判斷；二是為不披露期權業務損失，三次草率挪盤使公司承擔了巨大風險；三是公司制度形同虛設，失去有效的風險管理程序和控制；四是公司總裁陳久霖權力過大，缺乏制約。

　　案例四：××集團公司委托理財損失事件

　　××集團公司從2001年開始，在當時國債委托理財高收益的誘惑下，全部利用銀行貸款先后7次與4個證券公司開展委托理財業務，累計金額高達35.73億元，損失14.2億元。其中：集團總部經分管財務副總理、總經理批準后，由財務部先后5次利用銀行貸款24.53億元在賬外分別于2001年8月、2002年3月委托漢唐證券12.53億元和2004年7月至9月委托世紀證券12億元開展國債和國債回購業務，委托漢唐證券本金12.53億元已全部收回，并獲得收益5,260余萬元，委托世紀證券公司12億元由于世紀證券公司巨額虧損已經資不抵債，只收回本金4億元，其余8億元本金收回無望。期間該集團財務部部長利用職務之便挪用賬外銀行貸款3億元給漢唐證券公司高管×××開公司，其中有1.89億元間接形成了對三江源證券公司的投資，其余1.11億元已損失，××集團副總×××和財務部部長×××已由中紀委移交檢察院立案偵察。

　　通過以上委托理財事項不難看出，××集團之所以發生如此巨額損失，主要原因：一是企業風險意識極其淡薄；二是企業內部控制，特別是投資管理和資金管理控制存在重大缺陷；三是個別領導干部為一己私利，知法犯法。

　　（五）企業從事高風險業務造成重大經濟損失的主要教訓和啟示。從近些年來企業從事高風險業務發生的系列重大經濟損失案例中可以看出，企業違規越權操作、風險控制不力、內控機制不健全等是發生巨額損失事件的主要原因，但同時監管工作的不到位、監管方法的不完善、監管手段的缺乏等方面的原因也是值得認真總結和深刻反思的。

　　1.企業違規越權操作是造成重大經濟損失的主要原因。現代經濟的高速發展需要靈活多樣和不斷創新的金融市場，成為企業投資理財和規避風險的重要工具和手段，由于高風險業務固有的收益與風險并存的天然屬性，更需要企業進行規范操作和嚴格管理，如果企業能夠嚴格按照有關制度和規定進行規范操作，嚴格控制風險，即使由于市場行情判斷失誤等出現損失也是在企業可承受范圍內，尤其是做套期保值投資，如果出現虧損，其財務損失基本可以被現貨市場交易所產生的利潤抵銷。但如果企業一旦違規或越權操作，尤其是進行投機交易，失手后的結果可能招致滅頂之災。

　　2.企業風險管理的失控與內控機制不健全是發生重大經濟虧損的根源。縱觀上述幾起典型的案例，不難發現發生重大經濟損失的一個共同原因，那就是企業的風險管理存在重大缺陷和內控機制不健全，在經營判斷失誤，違規操作，將要釀成巨額損失尚可補救之時，監控不力，未能發揮應有的風險控制及管理作用。企業管理層風險意識不強、風險控制能力薄弱、存在僥幸和賭博的心態更加加快事件爆發的進程。如中航油新加坡公司董事會及風險管理委員會未履行其應有的職責，對陳久霖的三次挪盤操作未能及時制止。而陳久霖在決定挪盤展期時，沒有去考慮企業可能面臨的更大風險，只是一味去押賭石油市場行情的快速下跌，當市場行情逆市而上不可阻攔時，引爆了危機的發生。

　　3.法人治理結構的不完善是企業發生重大經濟損失的制度缺陷。“人是不可靠的，不僅處于權力巔峰上的當權者是不可靠的，監督群體中的人同樣也可能是不可靠的。因此，不斷改進整個機制，使得一切不可靠因素處于制約與平衡的系統之中，一種權力的惡性擴展和群體的瘋狂行為，才能被抑制。”當有人這樣評價美國憲法和憲法下的制衡機制時，公司內部治理的必要性已經全面展現在我們面前。如果公司的治理結構存在嚴重問題，就容易發生重大危機。如新加坡公司治理結構中，中方5名非執行董事、3名外部獨立董事只是例行開會，審閱文件，未發揮應有的決策監督職能，導致陳久霖大權獨攬，當出現重大危機時，董事會和集團公司還蒙在鼓里，毫不知情。

　　4.缺乏有效監管也是發生重大經濟損失的重要因素。新加坡公司衍生品業務交易逐年增長較快，甚至達到現貨4－5倍，集團公司進行過多次提示和要求，但未采取實質性管控措施，表明集團公司對新加坡公司管理不嚴；國儲局的劉其兵、株冶的徐耀東都是個人權利很大，沒有相關方面對其進行有效監管和制約。

　　5.企業從事境外高風險投資業務應當慎重。部分中資企業為了規避價格波動帶來的風險，在境外從事期貨(權)及金融衍生品等高風險業務，但由于境外資本市場發達，金融衍生產品不斷創新，而我方人員往往受經驗不足、交易規則不熟悉等因素影響，一方面容易被境外金融機構、對沖基金等交易對家算計，產生巨額虧空，另一方面容易暴露國家重要戰略資源產品（如石油、有色金屬、糧食等）秘密，危及國家安全。因此，企業在境外從事高風險投資業務應當慎重。一是境外企業不要輕易涉足不熟悉領域，投資不熟悉業務；二是境外企業對高風險業務投資必須與自身規模相適應，要充分考慮企業承受能力，并且具有相關業務的專業人員；三是企業高管應當進行必要的衍生品投資知識培訓，提高其應對風險能力。

　　6.從事高風險業務企業應當樹立正確風險管理理念，增強風險意識，加強內部風險管理。英國工業安全專家科里茨曾說過：“人們不是偏好投資風險，而是對風險一無所知。”對于從事金融衍生產品高風險業務，一是要樹立正確風險管理理念。追究高回報的同時要充分考慮承擔風險的能力，進行套期保值只是鎖住利潤，回避價格波動風險，不能偏離保值軌道去追求高收益。期貨與現貨盈虧要統一考核，嚴格遵循期貨保值中“期貨盈（虧）現貨虧（盈）”的原則。二是企業對從事高風險交易人員的激勵機制需要改變。考核中不能只強調高回報不考慮承擔的風險因素，如果盈利是依靠承擔了過高風險獲得的，不應給予獎勵，因為只要失手一次就可能全軍覆沒。三是切實執行風險管理制度和內控制度。建立有效防范和監控市場風險、信用風險、流動性風險、操作風險、法律風險等管理制度，定期對制度執行情況進行自查自檢，對發現的問題及時糾正；要有完整的內部控制程序，前中后臺一定要嚴格分開，相互制約；嚴格執行風險監控部門獨立報告制度，定期進行外部審計。

　　（六）國資委對中央企業從事高風險業務的清理情況及主要問題。2004年中航油事件發生以后，國務院領導高度重視，多次作出重要指示，為貫徹落實國務院領導的有關指示精神，全面了解中央企業在境內外從事高風險投資業務的有關情況，積極探索加強中央企業高風險投資業務監控的有效方法，促進中央企業加強經營風險控制，減少資產損失，2005年初我委開展了中央企業高風險投資業務摸底調查工作。通過調查發現，部分企業通過對所從事的高風險業務進行專業操作、嚴格監控和規范管理，實現了保值或盈利。但也有相當多的企業由于監管不嚴、監控不力、專業知識不夠、資金不足，出現違規或超范圍經營高風險投資業務，發生了巨額虧空或損失。

　　通過對中央企業開展高風險業務的摸底調查及清理，明確要求中央企業對所從事的各項高風險業務進行嚴格控制和規范管理，引起了大部分中央企業的高度關注和重視，如多數中央企業在證券公司違規經營問題全面暴露之前提前退出委托理財業務，收回了大部分委托理財本金，挽回經濟損失約100億元。又如經清理中央企業從事的期貨（權）及衍生品投資規模大幅下降，個別未取得國家許可證的中央企業停止了期貨（權）及衍生品投資。與摸底調查相比，2005年從事期貨（權）及衍生品投資的交易規模僅相當于2004年的五分之一，其中境外交易規模僅為2004年的15%。

　　三、對國有企業從事高風險業務的監管思路和主要措施

　　從國際上看，近年來一些著名的企業和金融機構的突然破產幾乎都與高風險業務有關，世界各國也都開始關注高風險業務監管，尤其是美國等資本市場發達的國家陸續制定并出臺了一系列監管制度，加強了對企業從事高風險業務的監管。因此，我國在積極培育和發展金融市場，越來越多國有企業參與其中的同時，也必須加強國有企業從事高風險業務的監管，為確保國有資產安全和實現保值增值構筑一張安全網。

　　（一）積極推進我國金融市場制度化、規范化和國際化發展。我國金融市場從20世紀80年代起步，至今已經形成了一個初具規模的金融體系。但金融市場迅速發展的同時，也面臨著許多問題，如市場發展不平衡、金融產品種類與層次不夠豐富、風險定價等市場功能有待完善、市場化運行程度有待提高、法律法規不健全、監管弱化和監管不到位等，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我國金融市場的快速、健康發展。為此，今后還需要進一步完善市場法律法規制度建設，規范和優化金融市場環境，加快金融市場的國際化步伐，強化市場的專業化監管，以促進我國金融市場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

　　1.加強金融市場的制度化建設，優化金融市場環境。一是要改革和完善市場準入、發行、交易等制度，保證市場健康、平穩運行；二是要建立和完善信息披露、信用評價、做市商等制度，充分發揮市場約束與激勵機制對市場主體的作用，規范市場秩序；三是要加強金融監管與風險防范方面的制度建設，為政府部門有效履行監管職能和維護金融市場穩定提供制度保證。

　　2.加快金融市場的國際化步伐，提高國際競爭能力。一是積極推進金融業務創新，縮短與國際金融市場和金融業務的差距，為企業提供更多規范的避險工具；二是逐步擴大金融市場的境外參與者范圍，積極推動合格的境外投資機構參與我國證券市場，逐步拓寬境外參與者參與國內金融市場的渠道；三是發揮中資金融機構聯結國內外市場的作用，鼓勵國內大型金融機構實現國際化經營，實現我國金融市場與國際市場的動態平衡；四是擴大金融監管的國際合作，加強與其他國家金融監管機構的國際交流與合作，在國際范圍內有效地防范和控制金融風險。

　　3.加強金融市場的專業化監管，確保金融市場安全高效。一是進一步完善金融監管的法律體系。完善的法律體系是公共金融基礎設施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強化金融監管的基礎條件。為此，我國金融監管部門應進一步修訂和完善證券業、銀行業及信托業的原有法律法規；健全涉外金融法律法規，抓緊制定對外資銀行進行有效監管有關法律規定，全面規范外資銀行在我國境內的經營活動。二是完善監管手段，實施監管創新，堅持非現場監測和現場監管相結合，建立規范性的金融監管報告制度。三是建立完善的金融風險預警機制，建立科學的風險識別、預警和評估方法體系，實現對金融風險的動態分析和綜合評估，及時預警并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四是建立專業化的監管隊伍，加強對我國現有監管人員的培養，加大對金融監管優秀人才的引進，提高金融監管隊伍的進入門檻。

　　（二）加強對企業經營管理層現代金融知識和風險意識的教育培訓。隨著國有企業從事金融衍生工具投資的種類和規模不斷增加，要求國有企業經營管理層必須具備現代金融知識、熟知高風險業務運作規則，并具有較高的風險規避和防范意識。

　　1.加強現代金融理論培訓和學習，了解金融市場運行環境。現代金融是技術密集、智力密集和資金密集的交匯點，企業經營管理層必須加強現代金融理論的培訓，了解不斷變化和日趨復雜的金融市場和新穎多樣的金融工具，更好地運用金融投資工具規避價格風險，提高投資收益。

　　2.加強高風險業務專業知識培訓，熟悉高風險業務運作規則。高風險業務是現代企業經營管理的一把“雙刃劍”，具有高收益性和高風險性并存的天然屬性，同時，高風險業務品種的復雜、新穎、多樣性加大了企業經營管理的難度。為此，面對不斷創新發展的國內外金融市場，企業經營管理者必須重視高風險業務及金融市場知識的專業培訓，提高應對風險的能力和水平。

　　3.強化企業經營管理層風險規避和防范意識。國有企業經營管理層要根據本企業的經營發展需要對面臨的市場風險、信用風險、操作風險等各類風險有清醒認識和了解，采取合理措施進行規避和防范；同時在企業內部能夠通過獨立的風險管理部門和完善的檢查報告系統,隨時獲取高風險業務風險狀況的信息,進行相應的監督與指導。

　　（三）嚴格國有企業從事高風險業務及品種的市場準入許可制度。市場準入許可是加強高風險業務監管的起點，建立健全高風險業務及品種的市場準入許可制度是確保國有企業高風險投資安全的基本出發點。目前，我國在高風險業務市場準入許可方面的規定主要集中在從事境外期貨業務，為了防范風險，我國對境內國有企業從事境外期貨業務一直進行嚴格管制。1994年3月31日，國務院發文明確要求各期貨經紀公司均不得從事境外期貨業務；1999年6月2日，國務院發布《期貨交易管理暫行條例》，對企業進行境外期貨交易實行非常嚴格的控制。直到2001年5月，證監會等部門發布《國有企業境外期貨套期保值業務管理辦法》后，才允許少數國有企業經過嚴格審批后進行境外套期保值業務。到現在為止，證監會等有關部門分四批批準了31家大型國有企業，獲得從事境外期貨套期保值業務的許可證。

　　從目前市場準入許可制度情況看，存在的主要缺陷有：一是從監管主體上看，主要是行業準入許可審核，作為國有企業，出資人從確保國有資產安全、防止國有資產流失等方面的準入許可審核較少。目前，國資委作為國有企業的出資人和監管主體，在配合證監會審批國有企業境外期貨業務資格，出資人準入許可未充分發揮作用。二是從監管內容上看，市場準入許可比較單一。目前僅對國有企業在境外期貨交易所內從事套期保值期貨業務進行審批和監管，對國有企業在境外從事的期權、金融衍生品交易以及場外交易等高風險業務不進行監管。三是從監管對象上看，只對境內國有企業進行審核和監管，未將境外國有企業納入監管范圍。

　　針對上述問題，國資委為了能夠更好履行出資人職責，應當積極推進建立完善的國有企業從事高風險業務市場準入許可制度：一是進一步會同證監會做好國有企業從事境外期貨資格的審批工作，嚴格把關，同時確保國有企業利用期貨交易只進行套期保值，不能從事投機活動。二是研究制定國有企業從事高風險業務的全面準入許可制度，對企業從事委托理財、期權、遠期交易、掉期等高風險業務資格及品種進行審核批準，從源頭上防止國有企業因盲目從事高風險業務造成重大損失。三是實行分類審批管理，對于股票、基金等投資業務，由集團公司根據企業經營狀況和現金流情況對所屬子公司進行審批和監管，對于期貨、期權、掉期等衍生品業務，由國資委按照審慎監管原則進行審核批準，從企業主營業務、經營目標、資本實力、管理水平和衍生產品的風險特征等方面,嚴格企業從事高風險業務的準入許可條件，確定企業能否從事高風險業務及所從事的衍生產品交易品種和規模，主要包括：從事高風險業務是否符合企業經營發展戰略、高風險業務品種和規模是否符合財務狀況和風險承受能力、企業是否具有完善的內控制度，企業風險預警及防范體系是否充分發揮作用等。

　　（四）強化企業高風險業務管理制度化和運作專業化。國有企業從事高風險業務必須根據核定的高風險業務范圍和交易業務分類,建立與所從事的高風險業務性質、規模和復雜程度相適應的風險管理制度、內部控制制度和業務處理系統，使高風險業務管理制度化；同時要設立專門的機構，配備專業人員，加強企業高管和專業人員隊伍建設，確保高風險業務運作的專業化。

　　1.促進企業建立和完善高風險業務內部控制制度。一是制定適合企業需要的高風險業務交易指導原則，優化高風險業務操作流程，完善高風險業務操作系統；二是制定詳細的交易員守則，對不相容職務實施必要的職責分離，企業分管高風險業務運作與分管風險控制的高級管理人員適當分離，建立相互制衡和監督的運作、審批機制；三是建立高風險業務的決策與授權機制，并按照公司治理結構和決策機構層次設立和運行，確保企業管理人員和交易員在規定的權限內從事高風險業務；四是建立有效的內部審計制度，充分發揮內部審計的監督檢查作用；五是建立高風險業務信息披露和報告制度,對從事高風險業務的風險狀況、盈虧狀況及異常情況及時進行披露和報告；六是建立高風險業務主管和交易人員崗位責任制度,對造成高風險業務投資損失的相關責任人根據有關規定進行責任追究，完善各級主管人員與交易員的問責制和激勵約束機制。

　　2.督促企業建立切實有效的風險評估和風險應對機制。風險評估和風險應對機制是高風險業務系統中最為關鍵的內容和環節，從事高風險業務的國有企業必須建立健全有效的風險評估和應對機制。一是建立適當的高風險業務風險評估方法或模型，對高風險業務的市場風險進行評估,按市價原則管理市場風險,并能夠及時調整交易規模、類別及風險敞口的水平；二是對于從事場外交易的企業，應當建立對手信用風險評估機制，并合理運用保證金等各種信用風險緩解措施來減少交易對手的信用風險；三是嚴格控制越權交易、超范圍交易等引發的操作風險和法律風險；四是建立完善的風險檢查和報告制度，并制定應對突發事件的應急計劃。

　　3.推動企業加快高風險業務專業人才隊伍建設。高風險業務從業人員的業務能力和職業道德也是高風險業務規范高效運作的重要前提。由于高風險業務種類繁多，風險高，且面臨的金融市場復雜多變，因而國有企業從事高風險業務必須加快高風險業務專業人才隊伍建設，實現高風險業務的專業化運作。一是從事高風險業務，尤其是金融衍生品業務的國有企業必須設立專門的機構，并建立規范的管理制度和工作程序。二是要配備高素質的專業人員，從業人員具備足夠的專業勝任能力，如掌握現代證券投資和衍生產品定價理論，熟悉中外資本市場和衍生品市場運作等。三是加強管理人員和從業人員的職業道德教育，尤其是對于從事隱性風險較高的場外交易，必須高度重視管理人員和從業人員的職業道德，并積極采取有效措施防范管理人員和從業人員的“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

　　（五）國資委對中央企業從事高風險業務已經及即將采取的監管措施。隨著中央企業高風險業務投資規模的不斷擴張，高風險投資巨額損失事件時有發生，對中央企業高風險投資加強監管已經成為國資委一項重要工作任務。

　　1.初步建立中央企業高風險業務監管制度。一是組織開展了中央企業高風險投資業務的摸底調查，掌握了中央企業高風險投資的基本情況及存在的主要問題，初步研究和探索了監管對策。二是委領導在一些重要會議上多次強調，明確要求中央企業全面清理高風險業務，并通過召開座談會、聽取企業匯報、財務決算批復等方式提示企業積極防范風險。三是分類建立中央企業高風險投資業務分戶檔案，并根據中央企業近年來從事高風險業務的風險狀況和盈虧情況，確定了需要重點關注的20家企業名單，與企業共同研究應對措施。四是明確提出高風險投資業務的分類管理要求：對于開展的委托理財業務，要求企業采取措施全面清理，難以收回的要通過法律等手段進行保全；企業在境內只能從事品種與其主業相匹配、規模與現貨相適應的期貨投資。五是積極督促企業完善高風險投資業務監管機制。要求企業按照“嚴格控制、規范操作、強化監管、防范風險”的原則，建立健全高風險投資業務監管機制。

　　2.逐步探索完善高風險業務監管工作體系。近幾年中央企業在資本市場上面臨的經營風險已經成為制約企業效益增長新的減值因素，為此，今后國資委將本著“加強監控、規范操作、規避風險、注重實效”的原則，進一步規范中央企業高風險投資業務，逐步加大對高風險投資業務的監管力度。

　　第一，盡快建立中央企業高風險投資業務監測機制。為了促進中央企業建立高風險投資業務的實時監控和定期報告制度，我委將盡快建立高風險投資業務的日常監測和預警分析工作體系。一是會同證監會等行業監管部門，對投資規模大、風險高的中央企業，重點跟蹤了解業務進展、盈虧情況及風險控制措施；二是將盡快建立高風險業務季度跟蹤監測制度，重點關注高風險投資業務情況以及投資和融資決策情況，建立財務風險監測指標體系和預警模型，及時提示企業財務風險，引導企業防范和化解財務風險；三是將高風險業務監管貫穿到財務預決算等日常管理工作中，進行重點關注和監控。

　　第二，抓緊制定出臺中央企業高風險投資業務指導意見。目前我委正在積極配合證監會等有關部門修改完善期貨管理相關辦法，對企業從事的期貨(權)交易進行有效監管和規范。同時，為進一步規范中央企業高風險投資業務監管工作，我委正在抓緊研究制定中央企業高風險投資業務的指導意見，擬從從業資質、業務規模、制度建設等方面，規范高風險投資經營活動。

　　第三，督促企業完善高風險投資業務內部控制制度。完善的內部控制制度是確保企業高風險投資安全高效的重要手段，為此，我們將積極督促企業完善高風險投資業務內控制度，規范企業高風險投資行為和操作程序，完善高風險投資業務決策程序和風險控制措施。

　　第四，加強對高風險投資業務的財務監督。有效的財務監督是高風險投資業務規范開展的重要保障。一是進一步規范高風險投資業務的會計核算，合理預計投資損失，真實反映投資損益。二是嚴格杜絕企業高風險投資業務賬外核算行為，要求中央企業必須將高風險投資納入賬內統一核算，并在會計報表附注等資料中充分披露。三是加強高風險投資資金管理，規范資金來源，建立大額資金聯簽制度，確保企業高風險投資規模與自身財務狀況相適應。

　　第五，推進企業建立全面風險管理體系。2006年我委出臺了《中央企業全面風險管理指引》，對企業開展全面風險管理工作的總體原則、基本流程、組織體系、風險評估、風險管理策略、風險管理解決方案、監督與改進、風險管理文化、風險管理信息系統等方面進行了詳細闡述，對企業風險管理工作提出了明確要求。為了積極防范高風險業務等引發的巨大經營風險，我們將結合高風險業務監管工作，積極督促企業按照《指引》的有關要求，建立有效的全面風險管理體系，進一步增強企業競爭力，促進企業穩步發展。

　　第六，探索建立高風險投資重大事件應對機制。為促進中央企業積極應對高風險投資巨額損失等重大事件，我委將認真總結近兩年來中央企業重大財務事件處理的經驗和不足，探索國資委應對高風險投資等重大事件的工作機制和方法，推動和幫助企業妥善處理高風險投資損失危機。同時，探索建立重大資產損失責任追究制度，對高風險投資重大損失的相關責任人進行嚴格責任追究，杜絕中航油等類似事件的再次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