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是國有經濟戰略性調整的主要原則
“國進民退”，不符合事實

——訪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張宇教授

2010年08月10日 白天亮

　　最近一個時期，社會上圍繞著如何看待所謂“國進民退”現象展開爭論。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張宇認為，這涉及國有經濟的許多重大理論和政策問題，需要澄清一些模糊認識，全面細致地分析。

　　從所有制結構變化總的情況來看，所謂的“國進民退”并不存在，相反存在“民進國退”趨勢

　　2008年以來，社會上有不少人和一些媒體將國有企業的發展壯大，特別是一些兼并、收購和重組的事件說成是“國進民退”，并且認為“國進民退”現象已成為一種危險的趨勢。對于這種判斷，張宇表示，不少資料和統計都證明，改革開放以來，雖然國有經濟的總量不斷擴大，但國有經濟的比重一直趨于下降。

　　1978年，我國國有企業資產總額占全部工業企業資產總額的92.0%，到2008年，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資產總額占全部工業企業資產總額的比重降至43.8%，30年間下降了一半還多。近幾年中這種趨勢依然存在。此外，非國有經濟在貿易領域占絕對優勢，民間投資占城鎮固定資產投資比重今年首超50%。因此，“從我國所有制結構變化總的情況來看，所謂的‘國進民退’并不存在，相反存在的是‘民進國退’的趨勢。”張宇說。

　　最近一個時期國有企業在一些領域的擴張，張宇認為，主要有三方面的因素：一是與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過程中，國有經濟的特殊作用有關；二是與大企業在危機中的特殊優勢有關；三是與國有經濟的競爭力提高有關。

　　“國進民退”的說法中，一個論據被經常提起，那便是國家刺激經濟發展的4萬億元，絕大部分落在了國有企業身上。實際上，是因為這次應對危機沖擊是國家主導救市，全世界都是國家在花錢，必然在一段時間和某些領域內呈現“國進民退”。另外，4萬億元投資的領域多數是基礎設施、民生工程，民營經濟一般不會進去，所以它對民營經濟并沒有擠出效應。而國家利用這段時期進行投資，通過大型國企把這些投資項目建好，不僅有利于經濟恢復，而且會為恢復后民營經濟發展提供更大的空間。

　　從微觀層面看，國有企業的進與退和民營企業的進與退都是市場競爭的正常現象，有進有退是所有制結構調整和經濟結構調整以及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內在要求，基于國有企業發展的一些個案而做出所謂“國進民退”的判斷，完全不符合客觀事實。

　　別把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對立起來

　　張宇強調，在討論所謂是否存在“國進民退”的過程中有一種看法是把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完全對立起來了，甚至認為只能“民”進不能“國”進，國有經濟比重越小越好。這種觀點不符合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和國有經濟改革的方向。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國有經濟是國民經濟的主導性力量。

　　“我們要認識到，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的發展并不是對立的而應當是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張宇表示。

　　一方面，國有企業多數是大企業，在國民經濟中具有骨干和支柱作用，可以帶動民營經濟的發展；當前我國的國有企業除少數由國家獨資經營外，絕大多數實現了投資主體多元化，進行了股份制改造，成為了以公有制為主的混合所有制經濟，與民營經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國有經濟在宏觀穩定、技術創新、維護安全等方面的作用為民營經濟發展創造了有利宏觀條件等。

　　另一方面，民營經濟的發展對于推動國有經濟的改革與發展也有積極作用，它為國有企業的改革與發展提供了有效的競爭環境、廣闊的市場需求和全面的分工協作。

　　張宇特別指出，在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的關系上有一個情況值得關注，即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跨國企業與本地企業的競爭更趨激烈，而當前我國的民營經濟整體素質還不高，難以與發達國家跨國公司匹敵，因此，在國有經濟大量退出的許多產業和領域，往往被具有諸多優勢的跨國公司所占據，一些民營企業面對跨國公司強大的力量和各種利益誘惑，逐步成為跨國資本的并購對象或附庸。因此，一味地鼓吹“國有企業退出”的結果很可能不是民營企業的進入和發展，而是跨國壟斷資本的占領。這就要求我們處理好國有、民營與外資企業的關系，在全球化的條件下實現多種所有制的共同發展。

　　國有經濟并不意味壟斷，當前國有企業多數處于有效競爭之中

　　張宇說，一些人認為近期國有企業的發展壯大是強化壟斷，阻礙市場經濟的發展，認為國有經濟必須全面退出競爭領域，這種觀點對于國有經濟的戰略調整的實質缺乏清楚的認識，并將所有制形式與市場結構混為一談。

　　“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是國有經濟進行戰略性調整主要原則。根據這一原則，國有經濟進行戰略結構調整的一個重要目標是將國有經濟集中在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以及大公司大企業集團，更好地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國有經濟不能競爭而必須退出競爭領域。”張宇說，現實生活中，絕大多數的產業都是競爭性的，即使是那些國有經濟需要集中的關鍵行業和關鍵領域如電力、機械裝備、汽車、電子信息、金融等部門很多也都是競爭性的。

　　張宇表示，如果國有企業只能存在于非競爭領域，那么發揮國有經濟的控制力、影響力和帶動力就失去了客觀基礎，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成了一句空話，深化國有經濟的改革就失去了方向。

　　此外，壟斷作為一種市場結構狀態，與所有制形式并沒有直接的關系，國有經濟并不意味著壟斷，私有經濟并不意味著競爭。當前我國的國有企業多數處于有效競爭之中，并不都是壟斷性企業。

　　當然，只要有壟斷現象就會有壟斷問題的出現，因此，必須有相應的措施防止壟斷企業用不正當行為損害社會利益。但是，應當看到，即使是少數處于壟斷地位的國有企業，其行為是否正當也要以企業是否有“濫用市場地位”的壟斷行為作為標準，也就是說必須以國家的《反壟斷法》為依據，而不能把國有經濟的所有行為，如房地產投資、資產重組等動輒扣之以“壟斷”的帽子。

　　張宇強調，當前我國市場結構所面臨的主要問題不是壟斷，而是企業規模相對較小，產業組織結構分散，國際競爭力低下，自主創新能力不足，不能適應激烈的國際競爭的需要。因此，一些關鍵性行業集中度的提高和國有企業的做強做大，不僅是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實現科學發展的要求，也是面對全球競爭的挑戰和維護國家經濟安全的必要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