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堂、澡堂、醫院、幼兒園、中小學……曾幾何時，眾多國企從誕生起，便接管了員工生活的方方面面，儼然構成一個個自給自足的小社會。一些地方甚至是先有企業，后有城市。

這種獨特的企業“辦社會”現象，曾經是國企彌補政府和社會公共服務缺失的必然選擇，也是國有企業職工和家屬的共同記憶。然而時至今日，由于歷史遺留問題多，“辦社會”成了一批老國企的沉重負擔。

在中央政策的部署和支持下，國內多地加快了解決國企遺留問題的步伐。從全面分離“三供一業”，到啟動移交市政、社區、消防等公共管理職能；從深化改革國企興辦的教育、醫療機構，到探索離退休職工的社會化管理……隨著這些國企發展的“攔路虎”和改革的“硬骨頭”被逐個去除，曾經“穿著棉襖游泳”的老國企有望不再負重前行，輕裝上陣，為重塑競爭力打開空間。

時移世易“辦社會”成企業不能承受之重

河南省義馬市，如今人口近20萬。但早些年這里并非城市，而是普通的鄉村。直到上世紀70年代，當地發現了煤礦，才建起了義馬礦區，短時間內集聚了大量人口。

義煤集團宣傳部長韓云龍介紹，當時，這個新興的礦區內，社會服務供給嚴重短缺，職工面臨生活困難。“為了維護企業的正常運轉，企業便把職工的生活管了起來，逐漸建起了幼兒園、學校、儲蓄所、派出所等等。”

作為企業管理的一種手段和聯系職工的情感渠道，“辦社會”增加了企業的凝聚力，曾經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幾十年間，城鎮化浪潮在中國大地席卷開來。大量的農村人口走進城市，城市的社會服務能力也不斷提升。但與此同時，一些國企經營形勢每況愈下，“辦社會”逐漸成為企業無力承受的負擔，甚至壓垮企業。河南省國資委測算，省屬企業因為“辦社會”，每年要支出10億元以上。

河南能源化工集團董事長馬富國表示，除了增加經濟負擔外，國企“辦社會”也導致資源浪費，有損于公平正義，帶來諸多負面效果。一些小區，大多數房子里住著的早已不是企業職工，企業卻還需對水、電等提供補貼；一些企業辦的醫院、學校，明明頗具市場競爭力，卻受制于僵化管理，服務能力低下……

“我們主辦的供水、供電、供暖、物業等服務，涉及遼寧、四川、重慶、云南、廣西5省12個地區的35家單位，服務居民近百萬戶，此外還承擔離退休職工管理職責，加上少量教育、醫療單位沒有剝離，集團每年補貼支出超5億元。”鞍鋼集團管理創新部干部董雁鳴也深有同感，“這讓企業如同穿著大棉襖在市場的大海中游泳，怎么游得過別人？”

上世紀末、本世紀初，國有企業在“改革攻堅、三年脫困”中，曾將公檢法、中小學、普通醫院等社會職能分離移交給地方。但在一些老國企中，職教和幼教機構、“三供一業”等仍未移交，有的還因處置生產事故等需要，保留了大型綜合性醫療機構。

吉林遼源礦業集團一位財務人士表示，經濟效益好的時候，集團提供資金補貼，維持這些辦社會職能正常運行尚不成問題，前幾年大宗商品價格全線回落，重化工業步履維艱，這些負擔便壓得企業喘不過氣來。

在遼寧本溪，擁有百年冶煉史的本鋼集團不僅承擔對2萬多戶居民的供水、供電、供暖等服務，而且還有多處職教和醫療機構服務百姓就學、就醫。“本鋼每年為這些職能補貼資金超過1億元。”本鋼集團運營改善部人士透露。更為嚴重的是，鋼鐵企業負責供水、供電等不夠專業，一旦發生生產事故或公共衛生事件，其責任是企業難以承擔，也承擔不起的。

兩年前，總部位于沈陽市的一家裝備制造業國企打算引入外部資本，實施混合所有制改革，但沉重的歷史包袱讓混改推進異常艱難。由于背負了十幾家一無有效資產、二無生產經營活動、三無償債能力，只留下人員和債務包袱的空殼集體企業，外部資產不愿進入，反復要求其剝離后再搞改革。公司一位高管無奈地表示，這就像“帶著兒女改嫁”，“誰碰到都是會猶豫再三、仔細斟酌的。”

長痛不如短痛讓職能各歸其位

剝離企業“辦社會”，使政府、企業、社會權責邊界更加明晰，讓職能各歸其位，如今又成了減輕企業負擔、促進資源優化配置、提升經濟效益的必經之路。

2016年，隨著國家陸續出臺《國務院關于印發加快剝離國有企業辦社會職能和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工作方案的通知》《國務院辦公廳轉發國務院國資委、財政部關于國有企業職工家屬區“三供一業”分離移交工作指導意見的通知》等政策文件，明確2019年起國有企業不再以任何方式為職工家屬區“三供一業”承擔相關費用，一些老工業省份紛紛開始了新一輪行動。

遼寧省按照中央要求周密部署，從國企“三供一業”分離移交起步，細化實施方案，連續兩年將這項工作納入各市績效考核體系，明確工作目標和時間節點，要求2017年底前基本完成全省國有企業“三供一業”分離移交工作。

截至2017年10月底，45個駐遼央企的486個項目中，已有461個簽訂了分離移交協議，有301個完成了移交。鞍鋼集團在鞍山市區域內的所有項目均已完成移交，涉及居民約20萬戶；中石油遼河油田的全部項目均與盤錦市的地方企業簽訂了協議，涉及居民10萬余戶；沈陽鐵路局將遼寧省區域內的供水、供暖、物業項目打捆移交，與沈陽市城市公用集團簽訂了協議，涉及供水15萬戶，供暖11.2萬戶，物業管理23萬戶，供電業務也與國家電網集團簽訂了協議……

在一批央企大項目的示范和帶動下，省屬國企的“三供一業”分離移交也逐步推開。截至2017年10月底，遼寧7個省屬企業的74個項目中，已簽訂分離移交協議56個，占總數的76%，完成移交項目8個，占總數的11%。在此項工作較早推進的黑龍江省，除了大慶油田和哈爾濱鐵路局外，省屬企業和駐省央企已大部分完成“三供一業”分離移交。

遼寧省國資委規劃發展處處長王喬鶴介紹，央企“三供一業”移交所需的維修改造資金，由中央財政、央企總部和央企駐遼分公司三家共同分擔，其中中央財政以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方式承擔50%，央企總部承擔30%，地方分公司承擔20%，這種方式大大減輕了企業自身的負擔。

據遼寧省國資委統計，2016年和2017年中央財政分別向遼寧撥付中央下放企業補助資金49.26億元和14.06億元，按照財政部有關精神可統籌用于“三供一業”分離移交工作；到2017年10月底，駐遼央企也已累計到位改造資金19.75億元，已用于支付費用15.14億元，為移交改造的順利推進提供了堅實保障。

中石油遼陽石化分公司過去兩年將16萬戶居民的“三供一業”業務全部移交給地方企業，共支付維修改造資金13.35億元。“長痛不如短痛，別看一次性付出去巨額資金，但長遠來看這減輕了企業負擔，讓我們專注發展主業，提升運營質量。”公司總會計師陳玉璽說，“此外，專業的事交給專業的人干，還有利于職工群眾用上安全電、喝上干凈水、住上溫暖房，提高民生福祉。”

更多“卸包袱”工作正在推開。目前，遼寧省已將國企興辦的市政、社區、消防等公共管理職能納入分離移交時間表，對于國有企業附屬的教育、醫療機構，遼寧提出力爭2018年年底前基本完成集中管理、改制或移交。在剛剛落幕的遼寧省第十三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遼寧省提出今年將加快廠辦大集體改革，上半年先行在沈陽、營口、遼陽三市開展試點，下半年在全省推開，力爭兩到三年全部完成。此外，吉林、黑龍江省還在制定國企退休人員社會化管理方案，力爭2020年年底前完成移交。

國企改革“硬骨頭”考驗多方智慧

剝離國企“辦社會”職能并非易事。這是對各方面利益的重大調整，涉及面廣，敏感度高，情況復雜，一直被當作國企改革的“硬骨頭”。

去年，鞍鋼集團將鞍山區域的供暖、物業服務移交給鞍山市供熱集團，但這兩個板塊的2000余名職工何去何從卻成為難題。一方面，鞍山市供熱集團要不了這么多人，難以全盤接收；另一方面，由于央企收入相對較高、穩定感較強，這些職工不愿離開熟悉的環境前往地方企業。無奈之下，鞍鋼集團只得組織他們為接收方出勞務，才讓移交工作得以進行。

事實上，在解除歷史負擔過程中，國有企業碰到的類似具體問題還有不少。如何在現有制度框架和支持政策下，贏得國有企業、職工群眾、地方政府、接收企業等方方面面的認同，還需更多方法和智慧。

資產易剝離，人員難移轉。和鞍鋼集團的情況稍有不同的是，企業、事業身份上的鴻溝，也成為社會職能移交中的一道坎。在此輪改革中，大慶油田計劃向地方移交高校、醫院、幼兒園等機構，據初步統計涉及一萬余名職工。大慶市國資委副主任李世宏說，如果這些人全部轉成地方事業編制，地方上根本承受不起；如果身份不改變，移交后他們同城、同業，卻享受不同的政策和待遇，這又容易影響工作積極性，進而帶來一系列問題。

目前，一些地方還存在遠離城市的獨立工礦區，這些地方主要靠國有企業提供公共服務，一旦分離移交，國企這些“三供一業”業務很難找到接收主體。

中石油遼陽石化分公司所在的宏偉區遠離遼陽市主城區，全區供水、供暖多年來基本都由遼陽石化負責，此次宏偉區特意成立一家區屬國有企業，才得以接收分離業務。而在遼北小城調兵山市，坐落于此的遼寧省屬國企鐵法能源公司近期幾次與調兵山市政府對接，打算將“三供一業”及所屬醫院移交給地方，無奈地方企業體量太小，移交工作進展緩慢。

“這次中央將‘妥善解決國有企業改革歷史遺留問題’作為進一步深化國企改革的重要內容，提出力爭用兩到三年時間加以解決，足見中央決心很大。”遼寧省社科院副院長梁啟東說，以此目標為導向，各地還需積極實踐，摸索出更多辦法。比如地方可否通過出讓部分國企股權，拿出國有資本經營收益的方式，用于支付“卸包袱”必需的成本；對于獨立工礦區的國企辦社會職能，在找不到接收主體的情況下，能否引入社會資本進行市場化改造，成立獨立運營供暖、物業公司等。

“相信通過政策支持和地方實踐，困擾老國企多年的歷史遺留問題將得到有效解決，老國企也將在輕裝上陣中重新煥發勃勃生機。”梁啟東如是說。記者 王炳坤 付昊蘇 沈陽

【責任編輯：張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