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月15日，在港英政府管治下的香港，招商局香港分局及聚集在香港的13艘招商局海輪在中共黨組織和招商局上海總公司的精心策劃下高舉愛國主義旗幟，順應歷史潮流，不顧流血犧牲，舉行了聲勢浩大的起義，回歸新中國的懷抱。香港招商局起義是當時轟動世界的愛國壯舉，它與此前的“香港兩航起義”等一起匯成了一股回歸新中國的奔騰洪流。從此，招商局的歷史揭開了新的一頁。

　　一、香港招商局起義的背景

　　抗戰勝利后，招商局在國民政府的大力扶持下，接收敵偽財產，購買美國、加拿大船舶，修復和新造碼頭倉庫，恢復和新辟航線，開辟新業務，又恢復為一個龐大的企業。但因國民黨發動內戰，招商局被迫參與繁重的軍事運輸任務，招商局的主要運力幾乎全部被用于承運國民黨軍隊和美國政府援助國民黨打內戰的軍用物資，正常的經營被打斷，結束了短暫的輝煌，業務發展走向衰落。

　　1948年 ，國民黨統治地區因“幣制改革”和“限價政策”完全失敗，經濟每況愈下，面臨總崩潰，人民生活極度困苦。從1948年9月12日開始，中共中央發動和指揮了遼沈戰役、淮海戰役、平津戰役三大戰役。國民黨統治大廈行將倒塌。

　　1949年初，中國人民解放軍迫近國民黨統治中心南京，蔣介石為保存實力，準備用招商局的輪船將他的殘余軍隊運往沿海島嶼。3月，國民黨指令招商局領導機構進行分拆，準備過渡班子，為應對統治崩潰做好準備。為此，招商局決定，由董事長徐學禹、副總經理韋煥章帶一批人到臺灣，將原來的臺灣招商局改為臺灣招商局總管理處，將所有的萬噸自由輪和大噸位船舶集中到臺灣基隆港。由俞大綱、曹省之率一批人員前往香港，利用香港作為自由港提供的特殊便利，成立華南招商局總管理處，接受臺灣招商局指揮，加強對包括香港在內的招商局華南各分支機構的領導。將上海招商局總公司改稱為上海分公司，由總經理胡時淵、副總經理黃慕宗等留守人員成立上海招商局應變工作小組，要求“在總經理仍能行駛職權時，總公司一切有關事宜仍歸上海分公司辦理”。

　　按照國民黨應變部署，從1949年3月開始，招商局將一部分輪船先行開往臺灣，再組織一部分輪船從上海裝運國民黨軍隊和物資撤退到臺灣，并將一部分海外船舶集中在香港待命。

　　三大戰役勝利結束后，中國人民解放軍又發動了渡江戰役，殲滅了國民黨主要軍事力量，古老的中國將迎來翻天覆地的變遷。

　　1949年4月23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南京，招商局總公司開始隨國民黨軍隊、機關一起遷往臺灣。4月30日，招商局決定在臺灣成立招商局總管理處，并制訂了《成立總管理處后本公司業務處理暫行辦法》。6月1日，招商局總管理處在臺北正式成立，它成為了臺灣招商局的總部機構。

　　撤至臺灣的船只共計95艘，計24.6萬噸，其中海輪（尤其是自由輪、大湖型輪、格萊型輪等性能較佳之巨型船舶）80艘，占原有海輪總數的81%，共計22.4萬余噸，占原有海輪總噸位的86%。撤往臺灣的人員總數為5,356人，大約占當時全局員工人數的1/3。

　　在人民革命戰爭勝利形勢的鼓舞和中共地下黨的教育、影響下，總經理胡時淵、副總經理黃慕宗、總船長馬家駿等招商局領導成員決心留在上海，抵制搬遷臺灣。在他們的示范和帶動下，招商局各總分支機構共有2/3的員工約9300多人憧憬新中國，堅守崗位，想方設法積極做好護產工作，以實際行動迎接解放。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中國人民解放軍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航運處處長于眉、副處長鄧寅冬等率領接管干部進駐招商局上海總公司。5月28日，上海市軍管會任命于眉為駐招商局軍事代表（后為軍事總代表），鄧寅冬為副代表，董華民等6人為助理代表，對招商局總公司執行軍事監督及辦理接管事宜。招商局總經理胡時淵立即發布《總經理通知》，號召各部門、各單位和全體留守上海的員工積極行動起來，配合接管工作。各地獲得解放的分支機構的負責人和員工也以高度的熱情完成各項交接事宜。

　　中國人民解放軍各地軍管會根據《中共中央關于接收官僚資本企業的指示》，在保持原有各種組織、內設機構及各項規章制度的前提下，對招商局總分支機構的資產進行清理、登記，并在下設的部門派遣代表，組織原有人員去管理和經營，保障各項業務照舊開展。

　　6月5日，上海市軍管會舉行接管招商局上海總公司交接儀式。這標志著歷經兩個朝代的招商局回到了新中國的懷抱。從此，招商局的歷史翻開了嶄新的一頁。

　　招商局上海總公司和招商局臺灣總管理處成為了招商局的兩個權力中心，隔海相望。處在港英政府管治下的香港招商局由于其特殊歷史環境，雖然與新中國近在咫尺，卻只能孤懸一隅。是回歸新中國，還是跟隨國民黨退守臺灣，撤退到香港的招商局船舶和在港英政府管制下香港招商局，面臨著重大的歷史選擇。

　　1949年4月13日下午，招商局“中102”登陸艇載著國民黨的特種部隊——被蔣介石視為“掌上明珠”的傘兵三團2500名官員及大批軍事裝備駛離上海黃浦碼頭前往福州。當船駛出吳淞口后，團長劉農畯召開軍官會議，宣布起義，北上青島。船長林祥虬率領“中102”艇全體船員，積極配合國民黨傘兵三團舉義旗，成功抵達解放區。“中102”登陸艇的成功起義，為此后招商局一系列海輪起義起到了先鋒作用。1949年11月9日，停留在香港的中央航空公司、中國航空公司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駕機起義。五天后，國民黨駐香港的資源委員會也宣布起義。這震動了世界，更是震驚了臺灣國民黨。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條件下拉開了招商局起義的序幕。

　　二、香港招商局起義的經過

　　海峽兩岸爭奪香港招商局。這時的香港招商局，已是臺灣招商局總管理處除海外的日本分局外唯一可以控制的分支機構，臺灣招商局自然是力圖維持。臺灣國民黨和臺灣招商局總管理處害怕香港招商局也重演起義，不敢怠慢，采取多方措施力圖避免出現類似的事件。國民黨派出已經調離招商局的曹省之、俞大綱前來香港，利用同鄉、同學、朋友和熟人等關系，對香港招商局的上層職員和一般員工進行威脅利誘。臺灣招商局總管理處決定派船務處處長王鶴、基隆港港務長唐桐蓀前來香港，企圖直接掌控香港招商局。

　　對于香港招商局，中共地下黨組織早就著手對其展開起義的策動工作。

　　當時，香港政治環境復雜，大批國民黨特務因內戰戰敗涌到香港。華南分局香港工委、華東財委香港工委、中共中央有關部門和香港海員工會都在利用各自獨立的組織系統秘密策動。連貫、朱學范、饒曉風、吳荻舟、陳明、劉若明、米國鈞、朱叔和等中共地下黨組織人員與湯傳篪、陳天駿、錢公鑄、奚毓弟等香港招商局上層人員展開了極其艱苦的聯絡、策劃工作。中共地下組織根據中央的要求，制訂了策動香港招商局起義的方針：一、爭取盡可能多的船舶起義，不要一條船一條船地搞；二、因為船長有司法權，先做船長的工作。對于策動招商局停泊在香港的輪船起義，中共地下黨組織要求分兩方面進行：一方面做上層工作，一方面做船員的工作，以做各船船長工作為主。

　　除中共黨組織外，獲得解放的招商局上海總公司更以自身特有的便利、直接發動香港招商局起義。

　　針對當時香港招商局許多人員對起義后的去向、前途有所疑慮，上海總公司請已歸屬新政權的招商局原上層人物現身說法。1949年9月初，船長陳邦達受招商局上海總公司的委托由上海乘火車到天津，轉搭太古輪船公司的“嘉應”輪抵達香港。他給陳天駿和湯傳篪帶來了胡時淵、黃慕宗的親筆信。胡時淵、黃慕宗指示香港招商局“克服困難，抓住時機起義”。為了讓較多的招商局輪船在香港參與起義，陳邦達、陳天駿和湯傳篪共同商定了準備起義的四條原則：一是表面上與臺灣不分裂；二是找適當借口扣留來香港的船舶；三是維持南洋業務，盡量將船出租，以增加收入；四是對船員加緊宣傳發動。

　　在中共地下黨組織和招商局上海總公司的領導和協助下，湯傳篪和陳天駿沉著應對，有條不紊地開展舉行起義的各項策劃工作。
  　　
　　“海遼”輪首舉義旗。在香港招商局秘密策劃起義的過程中，1949年9月19日晚上8時，招商局“海遼”輪離開香港，轉往太平洋的巴林海峽，宣布起義。“海遼”輪是第一艘在海外宣告起義的招商局輪船，它揭開了香港招商局系列起義的序幕。

　　1947年就擔任排水量3000噸級的“海遼”輪船長的方枕流，早在抗日戰爭期間就與中共地下黨有接觸，極力希望脫離國民黨的統治。1949年4月14日，招商局“中102”登陸艇與運載的國民黨傘兵三團同時起義，順利回到解放區，為他提供了范例。9月5日，“海遼”輪在海南島榆林港駛返廣州黃埔港途中以加油為由停泊香港。方枕流船長在香港與早已結識、聯絡過的中共地下黨員劉雙恩會商，他提出的起義設想獲得了黨組織的同意。

　　在備足燃料、飲水、伙食物品后，方枕流按照香港招商局的指令開航黃埔。9月19日下午6時，“海遼”輪沒用引水，在秋日的暮色中起錨啟航。晚上8點，“海遼”輪駛近香港鯉魚門航道出口。港口管理當局設置的前方信號臺發出耀眼的燈光信號，詢問“海遼”輪的船名和去向。方枕流船長走向船臺，親自回應。他故意用手電筒代替信號燈，發出混亂的信號。信號臺無法明白，要求用燈語重復發信號。方枕流船長又用手電筒重復了一邊。信號臺人員自然又是莫名其妙。經過這一周旋，“海遼”輪已經駛過信號臺，轉向往北開去。隨后，他將駛向汕頭的航線，改為向北偏東，并在還圖上標明改向駛往菲律賓海峽的轉向點——橫欄燈塔。方枕流船長格外興奮地走下駕駛臺，迅速召開船員大會宣布起義。當值班的二副報告“橫欄燈塔正橫”時，方枕流船長當即下令：“改向113°，駛向巴林塘海峽。”

　　為避過敵方的監視和搜查，“海遼”輪選擇了經巴林海峽進入太平洋，繞開臺灣島穿過硫球群島東北部海域，折向南朝鮮海域北上，過三八線直駛大連的繞道航線。“海遼”輪巧妙偽裝船身，躲過國民黨飛機、軍艦和電臺的偵察，經過九天九夜的驚險航程，于9月28日清晨抵達解放區大連。在駛抵港口時，“海遼”輪受到當地人民的熱烈歡迎。

　　“海遼”輪成功起義，船員極其興奮和激動。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方枕流船長代表全體起義船員，把他們在航程中精心制作、象征毛主席是“新中國的舵手”和“人民的大救星”的“海遼”輪舵盤及救生圈模型，交給旅大區黨委轉呈毛澤東主席，以表達他們對毛主席的敬意和回到解放區的無限喜悅。10月24日，毛澤東主席以電報嘉勉方枕流船長及全體起義船員：“慶賀你們在海上起義，并將海遼輪駛達東北港口的成功。你們為著人民國家的利益，團結一致，戰勝困難，脫離反動派而站在人民方面。”

　　“海遼”在回到大連后改名為“東方1號”，在1953年又改名為“和平8號”，它加入北洋航線運輸，為新中國建國初期的戰略物資運輸做出了突出的貢獻。為紀念“海遼”輪的起義壯舉，新中國發行的五分錢紙幣印上了“海遼”輪圖案，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事記交通類將其列入第一頁。

　　招商局輪船神秘聚集維多利亞港。1949年6月，胡時淵和黃慕宗共同起早了一份通電，發給各海輪，希望“海外的船只早日回歸祖國，與親人們團聚”。10月初，起義返回大連的“海遼”輪也發出通電，呼吁在海外航行的各輪“把船開回來，不要再遲疑了”。上海總公司和“海遼”輪通電所發出的期盼，透過電波，滲入船員的內心深處。香港招商局還秘密鼓勵停泊在臺灣、華南沿海各港和航行東南亞等地船舶上的海員，尋找機會來香港起義。在新中國的感召下，從1949年5月起，一艘艘招商局海輪在香港招商局經理湯傳篪、副經理陳天駿的策應下，聚集在香港。此前，它們都經歷了一段不平靜的航程和辛酸、苦澀的故事。

　　“林森”輪是招商局安排在上海、汕頭、香港、廣州航線上的定期搭客貨輪。1949年4月底，“林森”輪從上海輾轉來到香港，船長金知人和大副楊惟誠以修理船羅經為由在香港油麻地拋錨，金知人船長響應其叔父金月石的號召，乘機離開“林森”輪，回到解放區去。不少船員為了不再去運兵，申請加入香港海員工會，尋求幫助。6月初，招商局廣州分公司為了讓“林森”輪開回廣州，任命大副楊惟誠為船長，命令他駕船回廣州運兵，但沒有人愿意執行命令。臺灣招商局命令停靠在香港的“民312”輪把“林森”輪拖到廣州。“民312”輪在香港海員工會的支持下，堅決拒絕執行拖航令。陳天駿告訴楊惟誠等待秘密起義的消息，請他在香港拋錨等待。

　　5月，“民302”輪由上海拖貨駁到香港。10月，“民302”輪遵照臺灣招商局命令開往海南島八所，但在離開香港，到達垃圾尾島時，被國民黨便衣武裝人員登船洗劫，船長谷源松為此十分氣憤，經香港招商局同意后駕駛“民302”輪返回香港待命。

　　6月，“中106”艇以“尾纜絞盤需要到香港修理”為名開進香港，船長劉維英以安家費、預發半年工資、機器損壞等借口在湯傳篪和香港海員工會的支持下留在香港。

　　7月中旬，臺灣招商局總管理處電令船長王俊山駕駛的“教仁”輪駛往湛江運兵。7月29日，“教仁”輪在回航廣州黃埔途中的伶仃洋水面觸雷爆炸，造成主機尾軸軸承螺絲斷裂，無法前行，只好拖回香港修理。天遂人意，王俊山和“教仁”輪的全體船員很幸運地留在了香港。

　　7月上旬，“蔡鍔”輪獲準解除兵差，裝上2000噸糖駛離高雄，向曼谷開去。7月下旬，“蔡鍔”輪在曼谷卸完貨，裝上1000多噸雜貨駛往香港。8月初，“蔡鍔”輪抵達香港，陳天駿就來做船長左文淵的工作。湯傳篪也囑咐左文淵：你們就停在這里，要保護好船，還要保密。

　　8月，“海康”輪駛離仰光，裝載600噸麻袋開航臺灣高雄港。“海康”輪不理會臺灣招商局的急催電報，在途徑新加坡時，船員自購了200噸木材，以船員家屬在香港做飯需要為名，向香港開去，在9月下旬抵達香港。陳天駿立即通知船長朱聚奎：把 “海康”輪留在香港，不開臺灣。

　　8月至9月間，“海漢”輪奉命由基隆空放高雄，裝800噸糖運到香港。船到香港，船長朱頌才即到香港招商局報到，向陳天駿表示要留在香港。

　　9月初，“登禹”輪離開臺灣前往曼谷裝米，在回航臺灣的途中，因大部分船員反對開回臺灣，船長沈達才即改變航向，于9月中旬抵達香港。

　　9月20日，“鄧鏗”輪離開香港，運貨到汕頭，卸貨后裝運國民黨的敗兵開往廣州。由于這些官兵不肯離船，“鄧鏗”輪被逼送他們到北海，船上的食品被官兵一掃而光。船長羅秉球不顧臺灣招商局的命令，將“鄧鏗”駛離北海，前往海南島，于10月份直開到達了香港。羅秉球船長向香港招商局表示決不再去臺灣，在香港拋錨。

　　11月，“鴻章”輪從臺灣抵達香港，船員通過其他在香港停航的招商局船員獲悉，香港招商局正在醞釀起義，他們按照香港招商局的通知，停航待命。

　　11月，在香港至新加坡航線上行駛的客貨班輪“海廈”輪在香港停航。船長和大副既不想回臺灣，也不想參加起義，便相繼辭職，香港招商局調決心參加起義的王俊山到“海廈”輪任船長。

　　11月18日，“成功”輪離開臺灣，11月23日抵達曼谷。11月27日，船長徐漢卿順應船員的強烈要求不回航臺灣，在曼谷裝了一些雜貨開往香港。12月3日，“成功”輪到達香港。

　　至1949年12月3日“成功”號駛進香港后，已先后有13艘海輪停留在香港，合共2.6萬余載重噸，船員539人，形成了一支壯觀的起義船隊。留港船隊的規模已經符合黨組織發動起義的預期目標，香港招商局及招商局海輪起義的時機已經到來。

　　湯傳篪和陳天駿獲得香港招商局的實際領導權。招商局華南管理處設立后，辦事機構設在香港招商局內，主任俞大綱、副主任曹省之等人還在香港招商局領薪，它對華南各分支機構名為加強領導，實質上是作為招商局臺灣總管理處的派出機關，發揮監視的作用。隨著福州、廈門、長沙、汕頭、廣州等華南機構的逐步解放，招商局華南管理處的所能管轄的機構越來越少。到1949年10月27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汕頭市軍管會公用事業接管部派軍代表接管汕頭分公司，華南管理處也就只有香港招商局一家機構可管，已經越來越失去存在的意義。當時，徐學禹對副經理湯傳篪和陳天駿（兼職臺北招商局總管理處運務部副經理和香港招商局駐埠船長）十分器重。1949年9月，徐學禹交給湯傳篪20萬港元，讓他和陳天駿放手經營香港招商局。為此，臺灣招商局總管理處對香港招商局的領導人進行了調整。董事長徐學禹說服原經理陳冠澄辭職，改做顧問。10月14日，臺灣招商局總管理處以招商局總公司名義任命湯傳篪為香港招商局的代經理兼業務組主任。10月20日，陳冠澄與湯傳篪辦理了移交手續。不久，徐學禹又安排陳冠澄回臺灣（后去臺灣招商局日本東京分局任經理）。從此，湯傳篪和陳天駿掌握了招商局的實際管理權。1949年11月，在董事長徐學禹的安排下，招商局華南管理處主任曹省之，副主任俞大綱、李平山等相繼調任，華南管理處實質上被撤銷。曹省之、俞大綱等離任，增強了香港招商局的獨立性，為香港招商局系列起義減少了障礙。

　　起義船長在香港思豪酒店簽生死書。自1949年11月9日的兩航駕機起義后，因船舶一開進香港，就不再出港營運，臺灣對香港招商局的起義意圖已有所察覺，異常驚慌，反對起義的暗流涌動。臺灣招商局通電給在外航行的各輪不準停靠香港。同時，不停地打電報催促停泊在香港的各輪開往臺灣。已前來香港的臺灣招商局船務處處長王鶴、基隆港港務長唐桐蓀，企圖制止起義。國民黨控制的中華海員工會香港分會四處活動，到處散布謠言，煽動船員到臺灣去。國民黨公開通緝胡時淵、黃慕宗和陳邦達。徐學禹從日本寫信催陳天駿離開香港。但這一切均無濟于事。臺灣招商局眼看制止起義無望，當即斷絕了對香港招商局的經濟接濟，向湯傳篪和陳天駿施加壓力。當時，停泊在香港的招商局船舶每艘船的月工資就需要港幣1萬元。在這極端困難的時候，根據中共地下黨組織的安排，香港招商局把招商局西環碼頭的一部分倉庫出租給華東局設在香港的航運機構——運通公司，運通公司則預付租金給香港招商局。由此解決了船員工資和香港招商局陸地上的各種開支，渡過了財政困難。

　　12月初，陳邦達船長趕回上海，向招商局上海總公司匯報了香港招商局籌備起義的進展情況。根據當時的緊急情況，中共黨組織指示香港招商局，必須立即召集在香港的招商局各輪船長共商起義大計。陳天駿和湯傳篪與中共地下黨組織協商后決定在香港中環的思豪酒店召開由各位船長出席的秘密會議。

　　1949年12月下旬， 陳天駿悄悄地請王俊山和左文淵通知在港各位船長：在12月29日上午，到思豪酒店聚餐。因陳天駿身兼香港招商局駐埠船長，請船長吃飯名正言順。邀請發出后，沒有引起外界的注意。12月29日上午，陳天駿、湯傳篪和周魯伯早早就迎候在酒店的大門處。“海廈”輪船長王俊山、“蔡鍔”輪船長左文淵、“教仁”輪船長羅秉球、“鴻章”輪船長蔡良、“民302”輪船長谷源松、“民312”輪船長張事規、“海漢”輪船長朱頌才、“登禹”輪船長沈達才、“林森”輪船長楊惟誠、“中106”登陸艇船長金鴻興、“成功”輪船長徐漢卿、“鄧鏗”輪船長劉維英、“海康”輪船長朱聚遐及前船長周鴻印等14位船長一一到達酒店。陳天駿、湯傳篪和周魯伯引領各位船長在香港思豪酒店的餐廳就坐。大家聚集一堂，其樂融融。簡單的午餐過后，陳天駿請大家到比較僻靜的34號房，鄭重地向大家宣布要召開一個簡短的會議。陳天駿向各位船長宣讀了一份臺灣招商局總管理處的電文，大意是：英國政府可能要承認中共政權，在香港的船舶要速開臺灣。隨后，陳天駿放下電報，講到“海遼”輪起義、“兩航”飛機起義的歷史重大事件，分析了國內形勢，并宣讀上海招商局總公司號召香港招商局和滯留在香港的招商局輪船起義回歸新中國的電文，以此征詢大家對起義的態度和決心。在會上，湯傳篪向大家介紹了香港招商局的經濟情況，希望大家同舟共濟，渡過難關。大家一致表示擁護起義，決定“在任何環境下之下一致行動不開往臺灣，一面復電臺灣招商局總管理處稱各輪因燃料、淡水、伙食、物料、薪津及修理費無著落無法開航，另一面從當天起，與臺灣斷絕關系，留港招商局船隊屬于中華人民共和國財產，一切服從新中國領導。”

　　為了表示舉行起義的決心，大家毫不猶豫在王俊山所做的會議記錄紙上簽名。“中106”登陸艇船長金鴻興、原“海康”輪船長朱聚遐及“鄧鏗”輪船長劉維英因他們還有親屬在臺灣，為防止國民黨的迫害而不便簽名，但表示堅決擁護起義。

　　五星紅旗在香港海灣冉冉升起。思豪酒店會議后，湯傳篪和陳天駿多次組織各船長共同研究起義部署。陳天駿請吳荻舟向上級黨組織匯報了會議的情況，并請黨組織決定起義的具體日期。

　　當時，英國政府正在與新中國中央人民政府進行外交談判，黨組織指示香港招商局留港各船在起義問題上不要操之過急，待英國政府正式宣布承認新中國時再宣布起義，免遭意外挫折。1950年1月5日，英國正式宣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1月9日，新中國中央人民政府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發布命令：“令駐在香港的原屬國民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一切政治、外交、財政、經濟、文化、教育、僑務等機構的主管人員及全體員工，你們務須各守崗位，保護國家財產檔案，聽候接收。嚴禁反動分子有任何偷竊、破壞、轉移、隱匿等情事。原有員工，均可量才錄用。其中保護國家財產有功者，將予以獎勵；有偷竊、破壞、轉移、隱匿等情者，必予究辦。”

　　英國的外交承認為香港招商局及13艘留港輪船起義排除了最大的障礙。周總理的保產命令使留港的招商局員工和船員倍受鼓舞，起義熱情更加高漲。

　　當時香港情況非常復雜，逃來香港的國民黨軍政人員過萬人，單是軍隊已6000－7000人。港英政府把他們繳了械，作為難民對待，并集中在調景嶺。他們隨時可能制造事端、進行破壞和搗亂。為確保安全，香港招商局組織了一支巡邏隊，在辦公大樓上設立監視哨，對碼頭、倉庫等處采取了嚴密的防范措施。

　　中共地下組織緊張地部署香港招商局起義前的各項準備工作。1月11日，香港招商局做了人事調整，宣布由湯傳篪、陳天駿、周魯伯負責全局工作。湯傳篪、陳天駿與華東財委工委、華南分局香港工委擬訂了《起義宣言》、商請換旗和起義日期事宜。1月13日，中共中央批準香港招商局于1月15日起義。

　　一切準備就緒，14 日晚上七時，香港招商局派駐埠船長左文淵、駐埠輪機長瞿唐、駐局報務主任高曉峰及駐局業務主任龔以恂，帶著13面五星紅旗及13份通知，乘汽艇分送各輪，同時把國民黨的青天白日旗及密碼本收回，通知各輪于翌晨八時，升掛五星紅旗。

　　1950年1月15日早晨8點，在香港招商局辦公大樓的樓頂、招商局的倉庫、碼頭上，升起了五星紅旗。與此同時，在“海康”、“海漢”、“海廈”、“鴻章”、“林森”、“教仁”、“蔡鍔”、“成功”、“鄧鏗”、“登禹”、“中106”、“民302”、“民312”等13艘輪船的甲板上，各輪船長率領全體船員，舉行了莊嚴的升旗儀式。這十多面五星紅旗同時冉冉升起，13只汽笛齊鳴。這如同一場熱帶風暴，震動了香港和世界。

　　升起的五星紅旗和轟鳴的船笛，向世界宣告香港招商局及留港的13艘海輪共計539名員工成功起義。當天，湯傳箎和陳天駿乘坐汽艇到各輪視察，召集全體員工開會，并發表《告被劫持在蔣黨區的招商局兄弟書》，呼吁在國民黨下的船員保護被劫持在臺灣、日本的船只及財產，并且早日尋求機會，回到人民懷抱。同時又發表了《香港招商局及留港各輪全體員工的啟事》，表示遵奉周恩來總理的保產命令，負責保護國家財產，聽候接收。

　　香港招商局和香港招商局輪船改掛新中國國旗后，英國政府極度恐慌，擔心這一事件危及英國對香港的統治。為防不測事故，港英水警船緊急到起義輪船周圍巡邏，英國駐港海軍也派遣炮艇，巡邏澳門至香港一帶水面，氣氛十分緊張。

　　香港招商局及13艘海輪同時起義，回歸新中國，是當年震驚世界的歷史事件，有多家報社爭相報道。

　　1月16日，新華社從廣州發出電訊，告知香港招商局及留港全體船員“接受上海總公司的領導與管理，等候總公司的命令，準備回到新生的祖國，參加發展人民航運事業的工作”。翌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香港招商局船員宣布，遵奉周總理的命令，堅決保護財產，聽候接管”的消息。同一時間，香港《文匯報》在內版以頭條大字標題報道香港招商局“參加人民新海運事業”的消息，報道稱：“國營招商局香港分局昨日正式公告，遵守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周恩來總理1月9日自北京發出的命令，香港招商局及招商局在香港各輪船員，決心保護國家財產，聽候人民政府接管。”香港其它報紙和廣東《南方日報》也以醒目標題報道了香港招商局海員起義的消息。

　　1月17日，香港招商局保產候命委員會成立。當晚八時，香港招商局保產候命委員會在香港海員工會舉行了記者招待會，向港九各界人士及新聞界鄭重宣布，香港招商局全體員工決定遵照周恩來總理的指示，保產候命，呼吁港九各界人士給予支持。《大公報》、《文匯報》、《星島日報》（即《英文虎報》）、路透社等報社和通訊社的記者出席了招待會。香港招商局事務組主任、保產候命委員會委員江海濤在會上介紹了招商局的歷史、香港現有資產情況及起義經過。香港海員工會主席張東荃主持了會議并發表了講話。香港工聯理事長張振南、工聯婦女工作委員會主席盧政之、太古船塢代表葉光、海軍總署代表郭樹堂、九龍船塢代表麥河志等也發表講話，表示支持香港招商局起義。

　　1月18日，招商局上海總公司軍事總代表于眉、總經理胡時淵聯名致電香港招商局及留港船舶的全體員工，表示慰問和嘉獎，指出他們能夠當機立斷，站到人民的一方，參加新中國建設事業，是令人敬佩的。1月20日，招商局上海總公司全體海員簽名寫信，向香港招商局起義員工表示慰問和支持。

　　在香港招商局和停留在香港的13艘招商局輪船起義的影響和帶動下，“海玄”輪、“永灝”和“海辰”輪相繼起義，為招商局起義回歸新中國書寫下最后的歷史篇章。

　　1949年9月24日上午，“海玄”輪駛抵香港昂船洲，香港招商局湯傳箎、陳天駿在中央酒家設宴熱情招待薜邦祥、滕兆仁、吳志雄(服務主任)、陳榮生(輪機長)等人。出席作陪的陳邦達船長向大家介紹了招商局總公司和船員留滬家屬的情況。“海玄”輪船員在香港招商局預支了六個月工資及伙食補貼，裝足了燃油、淡水和物料等。10月17日，“海玄”輪啟碇遠航，駛往敘利亞的他基亞港，其后又抵達埃及賽得港。在賽得港加添燃油時，船員從英文報章得知中國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已在香港起義。1950年1月6日，船員又從廣播得知英國政府正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10天后，又得悉香港招商局及13艘海輪起義的消息，大多數船員感到歡欣鼓舞，希望效法招商局起義船員，回歸新中國。1月19日，“海玄”輪接到香港招商局的電報，要求船員把船開赴新加坡待命。與此同時，“海玄”輪又接獲招商局臺灣總管理處電令：你船立即駛返臺灣，不得與香港招商局聯系。1月24日，“海玄”輪終于抵達新加坡，船員在肅穆的氣氛中升起了五星旗，向世界宣告：“海玄”輪莊嚴起義。“海玄”輪所有起義的高級船員，為表示對起義的義無反顧，按照五星形狀簽署了他們的名字。這顆獨特的“五星”刊登在 1月31 日的《南僑日報》上，成為“海玄”輪奔向光明的歷史見證。

　　“永灝”輪是招商局占股33%的中國油輪公司所屬巨型油輪，1948年7月被拖至香港黃埔船廠修理。中國油輪公司派出造船工程師邵良為駐黃埔船廠兼監工主任，負責“永灝”輪的檢修工作，其后輪機長周延瑾、大副謝天瑞、輪機長級大管輪陳國華、三副李恭正等人相繼被派往“永灝”輪工作。香港招商局起義后，他們也希望擺脫國民黨政府的統治，走上起義之路。

　　1950年3月初，隨同董華民、黃慕宗來到香港的招商局上海總公司派輪機長應芝芳，受組織委托與“永灝”輪的船員接觸，發動他們起義。4月1日，“永灝”輪在香港上書周恩來總理，發表起義通電，為香港招商局一系列輪船起義劃上圓滿的句號。

　　10月9日，中國油輪公司在委派香港招商局駐埠船長左文淵為“永灝”輪船長，從12月起，又陸續為“永灝”輪配齊全部船員。12月17日，在邵良及左文淵的率領下，“永灝”輪舉行升旗儀式，把鮮艷的五星紅旗升到桅桿上。
 
　　1950年1月，招商局“海辰”輪在離臺赴日途中發動起義，歸航大陸，但在回歸新中國途中被國民黨軍艦攔截，起義失敗，船長張丕烈和報務主任嚴敦華于1951年7月11日在臺灣高雄馬場町刑場慷慨就義。

　　一場艱苦的護產斗爭。香港招商局起義成功后，雖然香港招商局及13艘海輪已擺脫臺灣招商局的控制，但由于當時珠江口外島嶼還被國民黨軍隊占領，起義輪船不能立即開航返回內地，且香港是個自由港，魚龍混雜，國民黨不甘心失敗，派出大量特務到香港，利用起義后船舶停航、船員生活困難，散布謠言，以各種威脅利誘手段，煽動船員反對起義，又通緝湯傳篪、陳天駿、左文淵等起義主要領導成員，妄圖劫走起義輪船。香港招商局員工和13艘起義輪船船員在上級黨組織和招商局上海總公司的領導下，堅決執行周總理的護產命令，與臺灣國民黨展開針鋒相對的斗爭。

　　為了盡快穩定局面，香港招商局致電招商局上海總公司，盼請派員來香港接收船舶資產。為確保13艘起義海輪順利回歸，1950年1月中旬，接管招商局上海總公司的助理軍事代表董華民，奉命以招商局上海總公司高級職員身份及赴南洋視察業務名義前往香港，直接執行接收任務。

　　1月25日，董華民在上海招商局副總經理黃慕宗、船長周崇善、輪機長應芝芳和楊再新等的陪同下從上海到達廣州。1月26日，湯傳篪和陳天俊從香港前來廣州，當晚即與董華民、黃慕宗會面，匯報有關護產工作情況。會面后，黃慕宗隨同湯傳篪和陳天俊先期抵達香港。

　　1950年2月1日，湯傳篪、陳天駿、周魯伯和各組負責人以及13艘起義輪船船長等在招商局辦公房四樓會議室召開護產委員會成立大會，黃慕宗蒞臨會議。全體人員起立，向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和毛主席像致敬。湯傳篪報告了起義后大家堅守崗位、保護國家財產的情況。陳天駿向大家匯報了起義的經過。黃慕宗代表上海總公司向起義人員致以親切的慰問，傳達了中央人民政府對“海遼”輪起義和香港招商局起義的高度評價，介紹了中國社會的新變化和航務會議以及上海招商局總公司資產清點、員工待遇等情況。黃慕宗的講話，使起義人員感到無尚的光榮和領悟到新中國港航事業未來的燦爛。

　　在廣州期間，董華民在廣州市交際處處長羅理實的陪同下拜見中共中央華南局書記葉劍英。葉劍英此前已經多次聽取了有關香港招商局起義和護產工作的情況，他指示董華民除應依靠香港中共地下黨組織，并與香港海員工會密切合作外，要團結和依靠廣大起義員工，掌握好黨的方針政策，搞好統戰工作，注意斗爭策略。

　　2月5日，董華民到達香港，當晚即拜會了張鐵生、吳荻舟等香港中共地下黨組織領導人員，研究今后的工作。董華民在2月6日會見了湯傳篪和陳天俊，于2月7日出席了香港招商局召開的第七次局務會議。2月8日，香港招商局起義人員舉行大會，熱烈歡迎董華民一行前來香港領導護產斗爭。

　　董華民一行到香港后，即與香港海員工會聯系，籌建香港招商局工會。3月24日，香港海員工會香港招商局支會成立，陳天駿當選為名譽主席，羅秉球當選為工會主席。工會每周都舉行文化、娛樂、體育等活動，充實了起義人員的業余生活。

　　為了提高船員覺悟，香港招商局在起義船上建立學習制度，宣講形勢和政策，提高船員明辨是非的能力。

　　此時，因沿海岸線遭封鎖，香港招商局在港各輪無法運用，除少數倉庫和碼頭租賃收入外，均賴中央交通部撥款維持。為節約開支以解決生活困難，香港招商局決定自2月16日起，所有在港船舶，一律熄火停電，把節省下來的費用，作為船員的生活補貼。

　　4月2日晨，兩航有7架飛機在香港被國民黨特務用定時炸彈炸毀。朝鮮戰爭爆發后，臺灣國民黨產生了“第三次世界大戰就要到來”的幻想，以特務頭子鄭介民為首的臺灣秘密接收工作團到港加緊進行劫奪活動。為嚴防特務破壞，香港招商局在各輪建立起護船糾察隊，由船長、工會主席、部門負責人和積極分子組成，在船上站崗放哨。同時加強招商局樓頂上的總了望哨值班。“護產巡邏隊”日夜駕艇巡邏。香港招商局護產委員會要求船舷扶梯日放夜收，人員上下嚴行檢查，船中各部確立分部負責保管制度，并按日檢查工作。

　　盡管香港招商局在地下黨組織的協助下，對護產工作進行了周密的部署，但仍然危機四伏。董華民寓所被砸壞。“教仁”輪船長兼香港招商局工會主席羅秉球被毆傷。“教仁”輪三副柯全金收到特務寄來的恐嚇信和子彈。危險的環境，恐怖的氣氛，在日益考驗著每一位起義員工和船員。

　　為了穩定起義船員隊伍，保護起義成果，黨和政府以及香港地下黨組織千方百計安排船員家屬子女赴港團聚，前后共有200多人千里迢迢來到了美麗的維多利亞灣。為了使起義船員進一步了解和認識新中國的社會風貌和中國共產黨對起義人員的政策，香港招商局先后組織了兩批返滬觀光團，讓起義船員到廣州、上海等地實地觀光考察，感受新中國的發展進步以及黨和政府對他們的關懷。

　　起義船舶勝利歸航：朝鮮戰爭爆發后，港英政府對在港起義的輪船采取強硬態度。7月初，港英政府港務處借口港內船舶擁擠，強令招商局13艘起義輪船開出香港港口，到港外下貓。國民黨特務則揚言國民黨軍艦已等在港外，準備行動。香港招商局申請購買浮筒，港英政府沒有理由拒絕，才停止驅趕起義輪船出港。臺灣電臺反復廣播：船開到臺灣有重賞；原地不動既往不咎；開往廣州的，待“收復大陸”后則將嚴懲……。臺灣國民黨交通部長端木鈞親到香港策劃劫船。頓時，大有風雨欲來之勢。當時，珠江口外的萬山群島已經解放，香港至廣州的航道已經可以通航。在這種形勢下，組織輪船回歸祖國已迫在眉睫。吳荻舟、陳明、劉若明等赴廣州請示華南分局。葉劍英同意把船開回廣州，并對船行路線及各項準備工作作了指示。

　　開航前，香港招商局做了大量的工作，包括修理船舶、配齊船員、摸清港英當局對開航的態度等。

　　1950年7月14日，谷源松不顧國民黨特務的威脅阻撓，奉命駕駛“民302”輪首先開航祖國內地。那天，香港招商局碼頭鑼鼓喧天，起義海員熱烈歡送，吳荻舟和董華民也趕來送行。“民302”輪出香港西門青洲，經汲水門、大鏟、虎門、蓮花山等順利抵達廣州內港碼頭。隨后“民312”輪，“中106”登陸艇，“鄧鏗”、“鴻章”、“成功”、“林森”、“蔡鍔”、“教仁”等6艘N3型的所謂“美債船”等基本按照這條航線相繼開回廣州。至10月20日，經過9個多月驚心動魄的護產斗爭，粉碎敵特種種陰謀，沖破重重障礙，13艘起義海輪終于全部成功歸航廣州。但招商局海員為此付出了血的代價和寶貴的生命。10月9日“海廈”輪開航廣州時，船員唐達雄、陸寶仁在途中因特務放置的定時炸彈爆炸身亡，另有3名船員受重傷。

　　10月30日，新中國港九接收工作團團長雷任民和招商局副軍事總代表鄧寅冬在廣州大同酒家為13艘起義輪船駛返祖國舉行慶功會。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授予“民302”輪“開路先鋒船”的光榮稱號和谷源松“英雄船長”稱號。

　　11月5日，周恩來總理以電報對湯傳箎、陳天駿及全體起義員工表示慰問及嘉勉：“你們英勇不屈斗爭，在維護祖國財產和發展人民航運事業上，是有很大貢獻的。”這充分體現了黨和政府對香港招商局和招商局輪船起義人員的關懷，也對起義壯舉在新中國的建設中所發揮的重要歷史作用的高度肯定。

　　三、香港招商局起義的歷史意義

　　香港招商局起義，在解放戰爭中醞釀，在新中國建立不久后舉行，期間經歷層層障礙、種種困難，特別是面對刀光劍影、威逼利誘而不退縮，標志著中國最大的官僚資本主義企業之一的招商局對國民黨黑暗統治的徹底擯棄。它是中國人民開展民族自救、自我解放運動的一部分，是中國海員革命運動史上繼1922年香港海員大罷工和1925年省港大罷工之后的又一次偉大斗爭，是招商局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大事件，是招商局的一座歷史豐碑，集中反映出招商局廣大海員追求光明、追求進步，與祖國共命運，同時代共發展的愛國情懷和獻身精神。特別是在新生的人民政權成立不久，這樣的一次起義對于支持新生政權，具有重要的政治影響。

　　香港招商局起義，不僅具有巨大的政治意義，而且具有重大的經濟意義，它為新中國港航事業的奠基發揮了突出的作用。起義歸來的15艘輪船（含“海遼”輪和“中102”艇）共計33700載重噸，成為新中國建國初期一支相當重要的水上運輸力量。起義歸來的700多名招商局船員，大多成為新中國航運事業的技術骨干，1963年廣州遠洋運輸公司成立時，一大批原招商局起義船員加入了新中國遠洋運輸的行列，他們為開創和發展新中國的航運事業做出了突出的貢獻。

　　香港招商局起義，也改變了招商局自身的歷史進程，招商局從此進入了一個嶄新的發展階段。新中國建立之初，招商局在內地的機構因應國家航政改革之需，改稱為中國人民輪船總公司，只有香港分局因為為避免財產過戶可能出現的糾紛等，經交通部航務總局同意 “暫時仍沿用原名，以杜糾紛”。因此，自1951年2月1日（招商局總公司更名為中國人民輪船總公司的日期）起，招商局香港分公司就繼承起了“招商局”這塊老字號招牌，開始了招商局總部在香港的發展階段，這也奠定了今天招商局集團的基礎。

　　香港招商局起義的偉大壯舉，永久銘刻在共和國的歷史上。它的豐功偉績一直受到了人民的緬懷。黨和國家領導人多次接見起義人員。已故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及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的葉劍英，在1979年11月9日，為紀念香港招商局起義三十年題詞：繼續發揚愛國主義精神，為統一中國，實現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而奮斗！已故全國政協副主席的宋任窮在1985年7月為紀念招商局海員起義三十五周年題詞：駕船歸來一片丹心，愛我中華光耀后人。香港招商局起義所煥發的愛國主義精神已經成為招商局后人的精神財富和文化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