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來源：光明日報 發布時間：2021-02-09
數字經濟正逐漸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新動能，世界主要國家紛紛在數字技術研發、數據開發與應用、數據風險與安全、技術人才培養等方面加快布局。2016年G20杭州峰會提出數字經濟發展與合作的倡議；2017年“數字經濟”被寫入黨的十九大報告；2018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工作會議上指出，“要發展數字經濟，加快推動數字產業化，依靠信息技術創新驅動，不斷催生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用新動能推動新發展”。2020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浙江考察時再次強調，“要抓住產業數字化、數字產業化賦予的機遇”“抓緊布局數字經濟”。
數字化與數字經濟
數字化被認為是信息處理的一場革命。數字化轉型，即通過開發數字化技術及其支持能力，構建一個富有活力的創新發展模式。世界經濟數字化轉型是大勢所趨。根據聯合國貿發會議《2019年數字經濟報告》,全球數字經濟規模占世界GDP的比重在4.5%~15.5%之間。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發布的《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白皮書(2020年)》顯示，2019年我國數字經濟增加值規模35.8萬億元，占GDP比重36.2%，增速高于同期GDP名義增速7.85個百分點，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進一步凸顯。
2020年，全球面臨新冠肺炎疫情的危機考驗，數字化轉型和發展數字經濟成為熱門話題。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指出，發展數字經濟，推進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推動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產業集群；加強數字社會、數字政府建設，提升公共服務、社會治理等數字化智能化水平。數字產業化，就是要推動數字相關產業的優化升級，加快關鍵核心技術的突破。這是數字經濟發展的前提，主要涉及電子信息制造業、軟件和信息服務業、信息通信業等產業，以及云計算、物聯網、區塊鏈、人工智能和5G等新興技術。產業數字化，就是以新一代數字技術為支撐，對產業鏈上下游全要素進行數字化改造，推動傳統產業實現高端化、智能化和綠色化。說到底，就是通過深度融合，以數字技術來賦能實體經濟。產業數字化在我國催生了許多新產業、新業態和新模式，比如以智能網聯汽車、智能無人機、智能機器人等為代表的制造業融合新業態，以及以移動支付、共享經濟、平臺經濟為代表的服務業融合新業態等。
數字經濟的運行特點
數字經濟具有更高的運行效率。在新一代信息技術的支撐下，生產、流通等環節經歷著數字化的深刻變革，智能制造、數字貿易、數字金融等新業態不斷涌現。這些新業態的出現帶來的是與傳統經濟業態大相徑庭的組織模式和運作模式。比如，經濟組織結構趨向扁平化，信息不對稱大大降低，生產者與消費者可直接聯系，中間商存在的必要性大大弱化，有效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了運行效率。
數字經濟具有更快的創新速度。相比傳統經濟，數字經濟的信息技術含量更高，而信息技術的一大特點就是迭代更新速度很快。比如，計算機領域普遍存在摩爾定律現象，存儲器、芯片等的處理能力每18個月就會翻一番。技術革命帶來商業模式創新，推動經濟運行模式快速變化。與摩爾定律相對應的達維多定律告訴我們，企業必須不斷更新自己的產品，要在市場上占據主導地位，必須第一個開發出新產品，被動地以第二或第三家企業的身份將新產品推進市場，獲得的收益將遠不如第一家企業。因為盡管第一代產品不夠完善，卻能夠自動獲得50%的市場份額。企業要實現這一目標，前提是在技術上保持領先，數字經濟在這方面具有明顯優勢。
數字經濟具有更廣的輻射半徑。數字技術突破了國家或地區的地域，信息傳輸、經濟往來可以在更短時間內進行，經濟交往中的溝通、交易、物流等成本大幅降低，輻射范圍更廣，能夠突破原有經濟交往半徑，實現更大范圍的跨區域交易。也就是說，數字經濟以更加快速的滲透能力，把各行各業融合得更徹底，各行各業的經營半徑互相滲透甚至疊加，使得數字經濟和傳統經濟都展現出更為強大的生機和活力。
數字經濟具有更強的規模效應。根據美國學者羅伯特·梅特卡夫的梅特卡夫法則，網絡價值以用戶數量的平方的速度增長。信息資源的奇特性在于，它不僅可以被無損耗地消費，而且信息的消費過程可能同時就是信息生產的過程，它所包含的知識或感受在消費者那里催生出更多的知識或感受，即需求創造了新的需求。消費的人越多，產生的資源總量就越大。因此，數字經濟網絡上的節點越多，其規模經濟的“增值”效應就越明顯，網絡產生和帶來的效益隨著網絡用戶的增加呈指數級增長。
數字經濟帶來的挑戰
沖擊傳統經濟形態。數字經濟的不斷發展，對傳統經濟運行模式帶來較大影響。比如，網絡購物的快速發展對傳統零售業產生巨大沖擊；互聯網打車使得傳統巡游出租車更難獲客；互聯網平臺推出的“社區團購”搶了小商販和傳統菜市場的生意，等等。相對于傳統經濟從業者，互聯網企業特別是頭部平臺因其在技術和資金上的明顯優勢，可以通過巨額補貼“跑馬圈地”占領市場，影響傳統行業從業者的利益。
形成特定數字鴻溝。數字經濟背景下，參與者要生存和發展，必須掌握充足的信息資源和先進的數字化技術。而新一代信息技術和數據資源的獲取門檻較高，主要集中在資金和技術基礎充足的少數群體或機構。傳統經濟組織受多種因素制約，難以獲取相應資源，從而形成發展障礙。與此同時，方便的電子化、網絡化服務對不擅長使用智能技術的人群，比如老年人和受教育程度低的人群等帶來學習困難，形成較難逾越的數字鴻溝。
頭部平臺的壟斷現象。互聯網平臺特別是頭部平臺是數字貿易中非常重要的市場組織。由于數字經濟存在前文所述的梅特卡夫法則現象，在網絡外部性的作用下，數字貿易領域很容易形成“贏者通吃”的局面。市場結構趨于壟斷，成為數字平臺經濟發展的普遍現象。相關數據表明，截至2019年底，全球市值排名前十的企業中有8家為數字平臺企業，市值規模達到6.23萬億美元。
對數據安全提出更高要求。數據信息是數字經濟時代最為重要的生產要素。出于各種原因，相關機構或經濟組織趨于盡可能地收集更多的數據，這中間易引發侵犯用戶隱私問題，威脅到企業和個人的數據安全。
帶來新的監管難題。以網絡交易為代表的數字經濟普遍具有跨區域交易的特征，存在各領域相互融合的特點,而現有的政府治理體系在職能設置上主要面向特定區域、特定領域，數字經濟的發展對政府職能部門的監管帶來巨大挑戰。比如，數字化進入金融領域，使得金融產品名目繁多，傳統的金融監管是建立在非數字化信息基礎之上的，且為事后監管，新型數字金融產品很容易游離在傳統監管或管理范圍之外，這對政府部門監管手段的跟進與更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相關對策建議
全面提升數字素養，消除數字鴻溝。提高數字素養是數字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礎，是消除數字鴻溝的關鍵，應設法實現信息服務全覆蓋，提高全民的數字技能。一是通過成本加計扣除等政策措施鼓勵傳統產業數字化轉型。鼓勵通過技術創新、管理創新提升傳統產業的數字素養和數字化應用能力，利用數字技術促進產業結構和產品升級。二是政府應鼓勵支持建設第三方數字化服務平臺，加快數據資源產業化步伐。充分利用第三方平臺的數字化專業能力，降低數字化應用門檻，強化數據互聯暢通，助力傳統產業參與者借助第三方平臺融入數字經濟發展大潮。三是加大對新型基礎設施投資力度。建立起“政府部門搭臺，市場主體唱戲”的機制，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四是強化數字教育和數字技能培訓。
全面強化互聯網平臺行為監管，營造良好發展環境。一是完善對平臺企業的壟斷認定，預防和制止平臺經濟領域的壟斷行為。二是加強對互聯網平臺不正當競爭行為的監管，特別是嚴格監管那些利用風投先補貼消費者獲取客源，一旦占領市場則開啟“收割”模式，操縱商品和服務價格、抽取高額傭金的行為。三是加強互聯網平臺的合規性監管，重點打擊借助數字技術發展黑色或者灰色產業鏈的行為。
完善數據隱私保護法律法規，明確數據應用邊界。一是制定隱私數據分級分類標準，明確應用邊界。結合業務場景及數據來源，綜合法律規范、監管要求、處理流程和技術工具等多種因素，制定數據隱私保護的相關標準，完善信用監管，形成完備的數據和信息安全保護制度。二是明確數據保護責任主體。這涉及組織架構和管理機制，可采用多種原則，比如“首次采集者負責”或按業務條線歸類等方式。三是強化數據隱私保護的技術支撐。
轉變政府治理模式，積極應對數字化浪潮。積極探索和實踐新的治理模式，開發以數字技術和數字資源為基礎的新型治理工具，加強體制機制創新，提升政府部門和企事業單位的數字化管理水平。一是尋求組織形式變革。比如，傳統的組織形式層級多、信息傳遞慢，易發生推諉扯皮現象，應轉變為適應數字化社會的扁平化、分布式組織形式，實現信息傳遞迅捷、職責明確和效率提升的目標。二是建立高效的協同治理機制。數字經濟跨區域、寬領域的特點要求政府部門應構建無縫隙、動態化的協同管理機制和工作平臺，做到對普遍性或突發性問題迅速反應、及時處理，提升行政效能。三是建立政府、企業和公眾等不同主體共同參與的治理機制，提高資源配置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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