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4月19日，毛澤東經過反復思考，指出說：“三個關系必須很好地解決，即：沿海與內地的關系，輕工業與重工業的關系，個人與集體的關系。”

這是后來影響深遠的“十大關系”的雛形，也是新中國的最高層首次開始有意識地尋找“適合中國的路線”。

這還是新中國的決策者第一次開始思考國有經濟的布局結構問題。

不過，包括毛澤東本人也不會想到，當時尚處在創業時期的國有企業會在70年后把成為世界一流當做普遍的奮斗目標；改革開放后以重工業為主的國有經濟布局，則會遭遇到民營企業、外資企業的沖擊，使得國有企業的產業結構問題與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問題糾纏在一起，他們在相互競爭中共同發展，從而塑造出了國民共進、互相依存的全新生態。

從低到高

70年來，我國國有經濟的產業結構從最初的“以鋼為綱”到如今的高端裝備、智能制造，從緊缺時代滿足國民經濟基本需求，到高質量發展時代的領頭羊，不斷優化升級，但作為國家工業體系“定海神針”的地位始終不改。

鋼鐵，無疑是產業布局調整前半程最搶眼的“賽手”。

1949年12月，我國西南邊陲硝煙未散，鋼鐵會議就已經在京召開。這是我國第一個工業門類會議。當時，共和國的手里，只有剛剛接管的鞍鋼、唐鋼，還都處在癱瘓狀態。

當時正在蘇聯訪問的毛澤東，明確提出“鋼鐵要過江”。與蘇聯簽訂的援助項目中，就包括在南方建設鋼鐵工業基地。

為了建設更多鋼廠，從1953年起，鞍鋼先后對口支援了武鋼、攀鋼、太鋼、酒鋼、水鋼、寶鋼等20余個大型鋼企，累計向全國輸送干部和工人近12萬人。“鞍鋼就像老母雞，下蛋下到全中國。”原冶金工業部部長李東冶說。

包鋼動工缺人才，鞍鋼派出了全國勞動模范孟泰等7000多名干部員工，協助其解決技術難題。有了全國支援，包鋼很快建成投產，結束了草原上不產一兩鐵，奸商們用一包針換走一只羊的歷史。

不過，要建設更多鋼廠，僅靠鞍鋼還不夠。

1956年，國家在齊齊哈爾動工建起了富拉爾基重型機器廠（中國一重）。作為生產工廠的工廠，該企業在建期間，就為包頭鋼鐵公司設計和制造了1150初軋機，自行設計制造了12500噸水壓機，解決了包鋼的設備缺口。

有了設備，誰來施工？

當時尚歸冶金部領導的中冶集團，從1948年參與鞍鋼建設，到建設武鋼、包鋼、太鋼、攀鋼、寶鋼等，先后承擔了國內幾乎所有大中型鋼鐵企業主要生產設施的規劃、勘察、設計和建設工程，堪稱構筑新中國“鋼筋鐵骨”的奠基者。

此時，正是我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以蘇聯援建的156個項目為代表的工業建設全國開花。在當時的背景下，國防、冶金、能源、機械項目成為主流，輕工業數量極少。

這一時期，新中國第一批12輛國產汽車開出了廠房；沈陽飛機制造廠生產出了中國第一架噴氣式殲擊機；中國第一個制造機床的工廠——沈陽第一機床廠建成投產……中國工業體系雛形初步形成。1953年至1957年，我國工業總產值的年平均增速達到18%，遠高于歷史同期的其他國家。

對此，哈佛大學教授費正清評價說：“共產黨中國的工業成長是迅速的、動人的，而且也是可怕的。”

不過，中國的最高層認為，工業化的生產節奏還可以再快一些。1958年，《人民日報》發表文章稱，“鋼是連接著整個工業的一條綱”，要求各級黨委、特別是第一書記，切實把鋼這條綱抓起來。

一場全民參與的大煉鋼鐵運動在全國開始。在勉強將我國鋼鐵產量提升到一千萬噸的同時，也給社會帶來了巨大的負面影響。

痛定思痛，新中國發展鋼鐵產業的理念漸趨理性。

1972年，武鋼從日本、西德引進了一套價值40億元的一米七軋機。這是計劃經濟時代中國引進最大的工業項目，為提高中國鋼鐵的品質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改革開放之初，我國再次意識到，落后的鋼鐵工業，成為制約經濟社會建設的關鍵因素——當時，中國人民銀行計劃發行一元硬幣。造幣廠找遍了全國，也沒有找到“硬度高、純度高、耐摩擦”的造幣鋼。

1978年，總投資為300億元的寶鋼計劃書獲批，成為改革開放我國第一個大項目。寶鋼工程總指揮黎明提出，寶鋼追求的不是與國內企業對標，而是向世界上最優秀的鋼鐵企業看齊——建成之日，寶鋼就已牢牢占據我國鋼鐵行業的金字塔頂，目前則定位為以鋼鐵為載體的高科技企業。

隨著國有企業數量多不斷增長，以及民營企業的崛起，外資企業的進入，到了上世紀90年代，國家對國有企業的支持范圍，進一步向能源、電力、石油、鋼鐵、化肥和汽車等基礎產業和支柱產業集中，從而使這些領域的國有企業進一步得到了充實和加強。

與此同時，眾多中小型國企日益陷入困境，開始從某些競爭性產業領域退出。

1999年9月, 黨的第十五屆四次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 首次提出“有進有退, 有所為有所不為”，并把有所為的領域明確為“涉及國家安全的行業, 自然壟斷的行業, 提供重要公共產品和服務的行業, 以及支柱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中的重要骨干企業。”

國務院國資委成立后，盡管相關的表述有所調整，但國有企業“有所為”的范圍基本沒有發生大的變化。

在這一政策的指引下，加上受1999年美軍飛機轟炸我駐南聯盟大使館事件的影響，新世紀以來，軍工行業步入高速發展階段。

在此之前，為了適應幾次大裁軍帶來的軍品任務陡降的新形勢，多家軍工企業開始拓展民品業務。以航空工業集團為例，1983年已涉足了包括汽車、摩托車、制冷設備、機械裝備等在內的上千種產品。到1988年底，民品產值已占航空工業總產值的73.7%。

相應地，企業對軍品發展投入的資金、精力受到一定影響，軍工產品的創新速度明顯放緩。

比如，1997年殲11已經立項，但是相關投入不到位，項目遲遲沒有正式啟動。轟炸事件發生后，國家正式啟動了這一項目，并提出了關鍵部位材料國產化率95%的高要求。

在上下游單位共同努力之下，殲10、殲11等新型飛機大批量裝備部隊，中國軍機實現了以二代裝備為主向以三代裝備為主的巨大跨越。

黨的十八大之后，我國對國防工業的重視程度一再提高，相關企業效益持續優化，軍工央企普遍進入世界五百強名單。殲20、殲15、運20、空警2000、遼寧艦、東風21D、東風31A等等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新型武器裝備成系統成建制地裝備部隊，形成了強大的作戰能力，為維護我國領土、領空、領海完整，維護世界和平做出了巨大貢獻。同時，也帶動了上下游產業的快速進步。

如今，國有企業在引領高質量發展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在高端裝備、智能制造等領域不斷取得新的突破。

2014年以來，青島雙星率先在全球輪胎行業建立了第一個全流程“工業4.0”智能化工廠，工廠中80%的智能裝備都是由雙星自主研發和制造的。生產效率提高了近3倍，產品不良率降低80%以上。德國專家評價說，雙星“引領了世界輪胎智能制造的方向”。

2015年，中煤科工太原研究院研發了世界首套全斷面高效快速掘進系統，這套系統首次把過去分步實施的煤炭采掘、運輸、除塵等多道工序集于一身，掘進能力達到傳統綜掘方式的十倍以上。

再比如，盾構機是挖掘隧道、修建地鐵的神器，在提高速度、改善質量和安全性方面作用突出。但我國盾構機正式起步于2001年，比西方國家晚了上百年。然而，在以王杜娟為代表的一批年輕科技工作者的努力下，我國不僅成功實現了盾構機的國產化，由中鐵裝備自主研發設計和制造的盾構機還出口到了西方國家，實現了從模仿到超越的逆襲。

中國高鐵的發展離不開一批國企的共同協作，圖為中國通號打造的全國鐵路調度指揮中心。

近年來，中國列車不斷提速，光滑平順的軌道是重要保障。為此，中國鐵物自主開發了軌道打磨車作業智能設計系統，還將云計算、大數據等技術引入鋼軌保護領域，著力打造鋼軌全壽命管理平臺，初步實現了對鋼軌狀態的智能管理，年打磨里程可達3至4萬公里。

為了進一步提升國有企業的國際競爭力，適應高質量發展的需要，2003年以來，國有企業尤其是中央企業之間的戰略性重組和專業化整合不斷，央企從196家減少到目前的96家。

黨的十八大以來，國有企業進一步聚焦實業主業，國有資本向關系國家安全、國民經濟命脈和國計民生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不斷集中。截至2018年底，在軍工、電網電力、石油石化、交通運輸、電信、煤炭等行業的占比達到80.1%，為其他行業的發展提供了堅實的產業之基。

由山向海

新中國成立時，工業設施少，質量差，分布不均。僅有的工業項目主要集中在東北和上海周邊。

為改變這一局面，“一五”時期國家確立了有計劃地、均衡地布局工業的指導方針。以蘇聯援建的“156個項目”為例，就涉及到了北京、河北、山西、陜西、內蒙古、甘肅、河南、湖北、湖南、四川、云南、新疆等地。據時任中財委副主任薄一波回憶，這樣的布局既考慮到了原料、燃料問題，也“有利于帶動經濟落后地區改變面貌”，以及軍事問題。

其后，歷時接近20年，涉及中西部13個省（自治區）的三線建設項目，則遵循了“靠山、分散、隱蔽”的分布原則，更多地考慮到了軍事安全問題。

比如，二汽（東風汽車）選址在湖北十堰，東方電氣則選址在四川德陽，攀鋼則選址在四川攀枝花。在當時，這些地方基本都是人跡罕至之地，戰略縱深長，即使打起仗來也很難受到影響。

“備戰備荒為人民，好人好馬上三線”。一時間，從東北、沿海地區的城市中，大批成熟的工程師、工人開始向深山遷移。

1969年10月，來自全國30多家工廠、設計院和建筑單位的建設者，以及兩萬多民工，匯集在十堰周邊，拉開了建設二汽的序幕。人們這樣描述當時的場景：“十堰真奇怪，一條馬路直通外；說它是城市，種瓜又種菜；說它是農村，工廠山溝蓋。”

毫無疑問，這樣的環境下，建設難度是很大的。

東方電氣集團第一個子企業東方電機建設初期，創業者為了趕工期，在相關裝備一時沒有到位的情況下，憑著滿腔熱忱，使用麻繩拖拽、安裝了60臺設備。東方電氣第一任廠長丁一，將其總結為“一根麻繩鬧革命”的精神。就是憑著這樣一股精神，東方汽輪機、東方鍋爐相繼創建，形成了以東方冠名的電力裝備企業群。

一座座大型工廠在崇山峻嶺中拔地而起，人員輻輳、家屬云集，工廠往往演變成為了城市。比如，漣源是湖南腹地的一座縣城，由于漣鋼的駐扎而升級為地級市婁底。攀枝花市，也是因為攀鋼的建設而逐漸形成的。應該說，這為內地工業化和縮小區域差距打下了基礎。

為解決西南山區人民和三線建設者的出行難題，解決相關企業建設原料、產品運輸問題，1958年，成昆鐵路開工建設。

成昆鐵路全長1083公里，平均每1.7公里一座橋梁，每2.5公里一座隧道，設計難度之大、工程之艱巨前所未有，被多國專家斷言為“修路禁區”。因為施工難度太大，這一項目三上三下。毛澤東知道后十分焦急，“成昆線修不好,我就騎著毛驢下西昌”。

1964年7月2日，周總理明確批示：“修成昆路，主席同意，朱委員長提議，使用鐵道兵修。” 隨即，鐵道兵（中國鐵建前身）等各筑路大軍共計36萬余人從全國各地陸續向成昆線集結，展開了成昆鐵路大會戰。

1970年7月1日，成昆鐵路正式通車，結束了我國西南少數民族地區2000萬人行路難的歷史。期間，超過2100名鐵道兵指戰員忠魂永留山間。

路通人旺。西南地區的三線企業更繁華了。

不過，隨著改革開放的開始，我國的經濟重心開始向沿海地區傾斜，三線企業遠離市場、遠離城市的固有缺點開始暴露，大批三線企業開始搬遷。比如，東風汽車總部搬遷到了武漢，位于河北邯鄲武安縣的新興鑄管則將總部放到了北京。

跟隨三項項目進深山的建筑企業，也開始向沿海靠攏，他們競相進入深圳、廈門、珠海、廣州等開放城市，搶抓發展機遇——當時聞名遐邇的“深圳速度”，就是剛剛來到深圳的中建三局創造的。

隨著東西部經濟差距日漸拉大，1999年起，國家相繼出臺了西部大開發、東北振興、中部崛起等一系列區域發展戰略。

毫無疑問，國有企業再次沖鋒在前。

西氣東輸、西電東送，國有企業牽頭的這兩項超級工程相繼開工，不僅將數千億元投資傾瀉在西部地區，解決了當地的就業問題，還將西部的資源優勢轉化為經濟優勢，為推動西部地區經濟建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作為國民經濟靈活的雙手，國投的二次創業期間（2003-2013年），超過70%的投資分布在中西部地區。中國社科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測算，僅錦屏一級水電站建設期間，就提供了9.44萬個就業機會，每年拉動四川省GDP增長約3.41%。而像這樣的水電站，雅礱江流域一共要建20多個。

地無三里平，嚴重制約了貴州的經濟發展。2012年起，為解決當地修路資金缺口問題，中交集團與貴州簽訂合作協議，投資修建了貴陽至都勻、貴陽至甕安、貴陽至黔西等多條高速公路，占貴州高速公路的四分之一左右，為貴州實現縣縣通高速做出了巨大貢獻。

據不完全統計，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企業在新疆、西藏、青海累計完成投資約1萬億元，捐助資金超過40億元，有力促進了當地經濟社會發展。

近幾年來，國有企業還在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粵港澳大灣區、長三角區域一體化、雄安新區建設等一系列重大區域戰略部署中積極發揮作用，為解決我國區域發展不平衡做出了新的貢獻。

國內布局不斷優化的同時，國有企業加大了開放力度。不少企業構建起了聚焦全球資源，開拓全球市場的全新發展格局，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奠定了基礎。

新中國成立后，國有企業為打破西方國家對我國實行的“封鎖”“禁運”，打通同資本主義國家貿易的渠道，進行了多方嘗試。

1950年，中國進口公司（中化集團）成立，該公司利用香港的有利地位，進口了大量國內急需的橡膠、化肥、農膜等物資。不僅彌補了新中國經濟建設對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缺口，也開辟了國際石油和化工品的進口渠道。

改革開放初期，國有企業積極把握新形勢，探索了利用外資推動經濟建設的新路徑。

比如，廣東引入香港資金，投資建設了大亞灣核電站。上汽、一汽、東風等汽車國企，也與國外汽車廠商成立了多家合資公司，加快了中國汽車工業化的發展步伐。

充分利用外資的同時，國有企業開始走出國門。

改革開放初期，國家基本建設委員會施工局本著“參與建設香港，為國家賺取外匯”的初衷，在香港注冊成立了中國海外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邁出了進軍國際建筑市場的步伐，這也就是中建集團所屬的中海集團的前身。1992年8月20日，中國海外集團成為第一家以香港本地業務上市的中資企業。

中國加入WTO之后，我國迎來了第一輪對外直接投資的高潮。中國社科院研究員劇錦文說，“這一時期，國有企業對外投資已從過去以貿易為主，逐步拓寬到以工業制造、建筑工程、能源開采、基礎設施建設、通訊工程、商業服務、農業等行業領域。”

黨的十八大之后，尤其是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以來，國有企業堅持把自身發展融入世界經濟，充分發揮企業技術、資金、管理、品牌等綜合優勢，為合作伙伴和當地社會創造更大價值。

比如，2018年7月，青島市屬國企雙星集團完成了對韓國錦湖輪胎的控股，雙星也因此成為中國規模最大、全球前十的輪胎企業。2019年8月，錦湖輪胎發布二季度業績報告，實現時隔10個季度以來的首次盈利，同比增長近300%。分析認為，錦湖輪胎扭虧為盈，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雙星對其進行了“外科手術”式的改造。

截至2018年底，中央企業境外單位已有10700多家，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承擔了3300多個重大工程項目，為所在國家建設起了“連心橋、致富路、發展港、幸福城”。

走出去、引進來的過程中，國有企業視野不斷拓寬，思想持續解放，國際化程度穩步提升。

2019年10月16日，中廣核的“黃金人”與法國師傅在大亞灣核電基地再聚首

比如，在大亞灣核電站的建設過程中，首任負責人王全國大膽地引進外方管理、技術人才，并花重金送中國人到西方學習核電的運營管理經驗，為中國培養出了一批高水平的建設、管理、運營、技術人才，其中就包括中廣核董事長賀禹、總經理張善明等。正是因為有了他們，我國核電才能在30年時間里，完成從進口到出口的巨大跨越。

再比如，1984年，我國建設魯布革水電站時，中建集團等中方施工企業無不為日本大成公司高效率、低成本的管理模式而震驚，從而掀起了一股魯布革經驗的學習熱。時至今日，世界上最優秀的基建類企業，基本都是中國國企。

高速鐵路、載人航天、探月工程、深海探測、特高壓輸變電、5G技術……經歷過全球市場化浪潮洗禮的國有企業在一個又一個領域實現了逆襲，為建設“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世界一流企業”奠定了堅實基礎。

國民共進

1949年，國營經濟在工業中所占比重達到了50%左右，在金融、鐵路、港口、航空等產業，國有經濟更是占有絕對的優勢。

不過，由于新中國第一部憲法正式確定了國營經濟的主導地位，因此加快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繼續壯大國有經濟，成為重要的政治任務。

1954年，近三百年歷史的老字號同仁堂在北京第一家申請了公私合營；1956年，被稱為紅色資本家的榮毅仁在上海帶頭實現了公私合營。1956年底，99%的私營企業實現了公私合營。

對于榮毅仁等“資本家”，政府支付固定股息，年息5%，共支付10年。據統計，國家共支付定息30多億元，超過了他們原有的資產總額。

到了1966年，私營工商業從我國經濟中基本消失，國有經濟也因此而實現了在微觀經濟層面的全面擴張。

改革開放初期，隨著外資企業進入中國，以及鄉鎮企業為代表的私營經濟逐漸崛起，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開始逐步下滑。不過，在重工業等領域，國有企業仍保有絕對優勢地位——1985年，國有企業在全國重工業總產值中所占比重為78.1%。

此時的私營經濟主要分布在國有企業難以企及的產業領域。“這個時期，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之間更多地是合作，兩者之間的競爭還不是主流。” 劇錦文說。

到了上世紀90年代，隨著市場經濟意識漸入人心，習慣了計劃經濟體制的國有企業開始出現各種不適應。

1994年，曾穩坐中國國企頭把交椅幾十年的的鞍鋼，陷入了極危險的局面：工資停發、高爐停產，連買煤的錢都是向員工借的。

鞍鋼的情況并非孤例。1997年，全國國企利潤僅為428億元，相當一部分不能正常發放工資和退休金。不穩定事件不斷發生。如果置之不理，中國國企將全面瓦解崩潰。

1995年，經濟學家吳敬璉就提出，抓大放小可能將成為深化國企改革的一條新路。更早之前，山東干部陳光已經先后在所主政的諸城、菏澤進行了實踐，即將虧損的國有中小企業賣掉，無人要的送出去。他也因此得名為“陳賣光”“陳送光”。

1996年1月，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朱镕基派出聯合調查組對諸城進行了實地調研，得出的結論是諸城模式值得全國推廣。

到了黨的十五大，中央正式提出，國企改革要堅持抓大放小，收縮戰線。自此，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镕基親自坐鎮的一場國企脫困戰就此打響：上百萬家國有、集體中小企業改制退出了公有制序列，涉及職工4000萬人，5000多家扭虧無望的國有大中型困難企業政策性關閉破產，安置職工上千萬人，近3000萬人下崗。

脫困戰之后，國有企業數量大大減少，發展狀況卻明顯好轉，一些本來前景堪憂的中小型國企改制后，也迎來了快速發展時代。

在國有企業戰線不斷收縮的過程中，國家對待民營經濟的態度不斷發生變化：從黨的十三大提出私營經濟“是公有制經濟必要的和有益的補充”，到黨的十五大把“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確立為國家的基本經濟制度，再到黨的十九大把“兩個毫不動搖”寫入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我國基本經濟制度逐步形成、鞏固和完善，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之間的關系也在不斷變化。 

全國政協委員、中鋁集團董事長葛紅林認為，國有與民營不是對立的關系，不存在你進我退的關系、非此即彼的關系，應是和諧相處發展的關系，“我們要為國企和民企的同時做強做優做大而高興。”

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經驗一再證明，國有企業離不開民營企業，民營企業也離不開國有企業。

國能中電能源集團有限責任公司（下稱“國能中電”）是一家專注于大氣污染治理、超凈電力和生物質能的環保能源集團，主要為電力、鋼鐵等行業的國有企業提供脫硫脫硝及除塵服務，客戶涵蓋神華集團、華能集團、華電集團、大唐集團以及山東鋼鐵集團等大型國有集團。在電力行業已經累計執行環保項目107個，涉及機組205臺；在鋼鐵領域已經累計執行環保項目13個。這些項目每年可減排污染物約150余萬噸，其中二氧化硫約100萬噸，氮氧化物約20萬噸，粉塵約30萬噸。國能中電集團董事長白云峰表示，“國能中電將以更先進的技術和更專業的服務，助力國有企業在打贏污染防治攻堅中發揮更大作用。”

電商產業興起以來，涌現出了一批淘寶村，其中超過800個位于省級貧困縣，不少地區由此而脫貧。電商脫貧的背后，是兩家電網企業斥巨資進行農網改造，三大通訊運營商不斷加大網絡投資，通上致富電、建起智慧網的結果。

進入新時代，民營企業積極參與國企改革，國有企業大力扶持民營經濟發展，成為經濟領域的新生態。

2013年至2018年，中央企業通過產權市場轉讓部分股權、增資擴股超過700項，吸引社會資本超過2600億元；通過證券市場開展IPO、控股上市公司增發、資產重組等超過400項，吸引社會資本超過1萬億元。近兩年中央企業壓減的近13000戶法人中，超過2000戶的控股權轉讓給了民營企業。

同時，中央企業在高新技術、生態環境保護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等方面也加大了對民營企業的投資合作力度，培育和帶動了一批企業發展，促進了相關產業競爭力的提升。比如，國投出資216億元，發起了多支國家級基金，超過70%的資金流向200多家民營企業，其中已有12家成功上市。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重申堅持基本經濟制度，堅持“兩個毫不動搖”。黨的十九大把“兩個毫不動搖”寫入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是我們自己人。”習近平總書記在民營企業家座談會上的這一論述，再次為打破所有制隔閡，推進“國民共進”指明了方向。（《國資報告》記者 劉青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