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改革開放長達33年的時間里，實現了年均9.9%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率，是世界經濟發展史上的一個奇跡。當人們習慣于這個高速增長之后，對2012年以來中國增長減速，就容易產生疑惑。即使那些曾經高度贊譽中國經濟成績的觀察者，也不免對中國經濟的前景產生悲觀看法；一些長期唱衰中國經濟，一次次喊著“狼來了”又一次次落空的預言者，這回以為終于被自己誤打誤撞說中了；還有一些投機者，以為中國增長的減速為其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機會，躍躍欲試地要做空中國經濟。如果不是別有用心，這些對中國經濟前景的誤判，一定是產生于錯誤的觀察方法和偏頗的理論依據。一旦將這些認識中國經濟增長的錯誤方法論予以澄清，必將撥開悲觀論調的重重迷霧，重新看到中國經濟前景的一片光明。

快與慢的經濟發展規律

宏觀經濟學本來是由周期理論和增長理論兩部分構成的，但是，專注于周期問題研究的學者往往缺乏增長視角。主流經濟學家習慣于把觀察到的經濟增長減速，作為需求不足導致的周期現象來進行分析，因此，他們往往寄希望于刺激需求的政策能夠扭轉經濟下行趨勢，而在增速下行的勢頭始終未能觸底的情況下，便會表現出過分悲觀的情緒。然而，把這個方法論應用于觀察中國經濟增速的減緩，無疑犯了經驗主義的錯誤，因為中國經濟面臨的不是周期現象，而是經濟發展階段變化的表現，從高速增長到中高速增長是經濟發展規律作用的結果，是進入經濟新常態的特征之一。

如果我們把世界各經濟體按照人均GDP進行排列，可以看到，經濟體從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再到高收入，經濟增速遞減只不過是規律性的現象。處在更高收入水平上的中國，與之前自身處在較低收入水平時比較，增速有所降低無疑再正常不過。更應該關注的是，按照世界銀行的分組標準，中國無論是在2000年以前處于低收入水平階段時，還是在2000年—2010年期間處于中等偏下收入水平階段時，以及目前處于中等偏上收入水平階段（人均GDP接近8000美元）時，其經濟增速都顯著高于同樣發展階段里所有國家的平均水平。因此，無須從周期性、需求側著眼追求短期的V字形反彈，從供給側認識新常態，才會看到中國經濟政策定力之所在。

也有國外經濟學家如巴羅教授，從增長視角觀察中國經濟減速。他們認為，中國長期的高速增長是一種趕超現象，是經濟增長趨同的成功案例，從趨同遞減假說出發，不可能長期保持高速趕超，中國增長終將減速。這個判斷倒是說得通的。不過說不通的是，美國經濟學家薩默斯預測中國很快就會回歸到3%左右的“均值”上來。或許，他是因為終究沒能明白，中國以往實現趕超型高速增長，原因在于改革開放消除了妨礙資源配置的體制性障礙，釋放人口紅利，現在雖然增長減速，但中國經濟趕超的條件依然存在，仍能保持中高速增長的底氣。并且，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挖掘傳統發展動能，培養新的發展動能，我們還可以收獲看得見摸得著的改革紅利，進一步提高潛在增長率。

量與質的經濟發展內涵

我們并非盲目樂觀，而且毋庸諱言，中國經濟也存在著自身的問題。然而，問題不在于增長的速度而在于增長的內涵，即存在著發展的“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符合經濟發展階段變化的減速，不僅沒有惡化這些問題，反而有利于解決此類問題。事實上，恰恰是在增長速度下行的同時，中國經濟以更快的步調走向更加平衡、協調和可持續的發展軌道。

經濟增長平衡性提高。從拉動需求的“三駕馬車”看，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從2010年的43.1%提高到2015年的66.4%，這5年的提高速度是2010年之前5年的5.2倍。第三產業發展加速，第二第三產業之間更加平衡，2015年第三產業產值比重首次過半，在過去5年中的提高速度是此前5年的2.7倍。此外，中國正在形成新的區域經濟增長點，一些中西部省份后起趕超，地區發展更加平衡。

經濟增長新動能加速形成。新常態下的經濟增長必然是一個創造性破壞的過程，即在傳統增長動能變弱的同時，新動能開始蓄勢而發。例如，有的國內智庫根據人力資本含量、科技密集度、產業方向和增長潛力等因素，識別出一些行業以代表新經濟，并構造了一個“新經濟指數”，發現該指數與傳統的采購經理指數并不同步，即使在后者呈現下行趨勢的情況下，新經濟仍然保持逆勢而上。又如哈佛大學學者用“經濟復雜度指數”衡量經濟體的出口多樣性和復雜程度，中國該指標的全球排位，從1995年的第48位和2005年的第39位，顯著提高到2014年的第19位。

經濟發展的分享性明顯提高。在政府再分配政策和發展階段變化的共同作用下，收入分配開始朝有利于勞動者和低收入群體的方向變化。居民收入提高速度快于GDP增速，農民收入提高速度快于城鎮居民。以不變價格計算，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于2009年達2.67∶1的峰值后，逐年縮小至2014年的2.40∶1，與此同時，全國基尼系數從2009年0.49的峰值下降為2014年的0.47。

改革、增長和穩定的統一

最近，穆迪分析人員斯卡特表示，中國確立并尋求的改革、增長和金融穩定三個目標，不可能同時達到，終究要有所取舍，至少在一定時期內放棄其中一個。之所以把三個目標割裂開，賦予其彼此獨立且對立的性質，也是由于作者因循了流行的觀察視角和方法，因而未能抓住中國經濟面臨問題的本質。一旦我們從供給側觀察現象、分析問題和尋找出路，就會發現，改革、增長和穩定三者之間并不存在非此即彼或者此消彼長的關系。恰恰相反，正如三角形是力學上最穩定的結構一樣，從供給側入手，正確選擇結構性改革方向和優先領域、分寸恰當并精準地推進這些改革，既可直接達到保持經濟中高速增長的目標，又有助于防范金融風險，實現經濟和金融穩定。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性質，可以從其目標即提高潛在增長率來理解。有利于提高生產要素供給和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改革，即屬于此類改革，應該放在改革日程的優先位置。例如，在勞動力總規模不再增長的情況下，提高勞動參與率是今后一個時期擴大勞動力供給的重要選擇。我們的分析表明，勞動參與率每提高1個百分點，可以為潛在增長率贏得0.88個百分點的改革紅利；而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每提高1個百分點，則可以贏得0.99個百分點的改革紅利。這方面的改革包括戶籍制度改革、降低企業成本和交易費用的政策調整、從體制上拆除不利于競爭的進入和退出障礙等等。由于這類改革著眼于供給側，無須過度倚重需求側的刺激政策，因而也降低了金融風險，因此可以打破所謂的改革、增長和穩定“不可能三角”。

本文章摘自《光明日報》，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