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中國的經濟總量超過70萬億元，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30%，人均GDP超過8000美元。站在新的歷史起點，需求側與供給側的主要矛盾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從2016年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攻堅之年”到2017年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化之年”，改革被賦予了新內涵，有了新要求。

“抓住供給側久久為功，深入持久推動改革，是克服中國經濟失衡的根本，是中國轉變發展方式的關鍵。”日前，在光明日報社主辦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高端對話上，中國人民大學校長劉偉如是說。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的重要理論成果

“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入闡述，不僅有力指導了我國經濟發展的實踐，而且創新和豐富了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光明日報社總編輯杜飛進在此次高端對話中指出，探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挑戰與機遇，可以從多個觀察視角或維度來思考：一是從經濟社會發展規律的維度來把握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蘊含的科學思維；二是從全球價值的維度考量中國方案、中國主張的世界意義；三是從解讀中國實踐的維度來構建中國理論的學科體系。

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賈康強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一個重要概念，是以學理為支撐對我們科學決策、政策設計的優化和提升。改革就是要解決供給側的有效制度供給問題，必然從制度結構、利益格局入手，尋求最大制度紅利之所在。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提出具有重要理論性意義，這是運用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解釋和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一個重大突破。”劉偉說。

與會專家們指出，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把“穩中求進”確定為治國理政的重要原則和做好經濟工作的方法論，并且提出“堅持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體現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治國理政思想的重要方面，深化了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的科學把握。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入闡述，不僅有力指導了我國經濟發展的實踐，而且創新和豐富了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

更強調市場、法治的辦法，更強調技術標準的引領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出至今，取得了來之不易的積極進展。部分與會專家指出，不能把去產能簡單理解為減少產量。

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切入點上，2016年已經明確提出“三去一降一補”。“‘三去一降一補’并不是代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全部內容。在推進過程中，各個行業，各個企業應把握科學的指導方針。去產能，怎么理解？一般情況下大家都在講去過剩產能，真正的實質問題是去落后產能。”在賈康看來，僅僅依靠下達行政性指令的辦法效果有限。比如，究竟把哪些企業作為去產能的對象？政府沒有這個能力去一一甄別、判斷，大量中小企業只能是在嚴格環保準入的前提下主要依靠市場公平競爭的優勝劣汰機制去除落后產能，因此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用法治和市場的手段，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煤炭、鋼鐵去產能，為什么在最近這半年有部分地方又出現反彈，走回頭路，一個重要原因是這些企業找不到一個真實科學的價格體系。”復旦大學RICE智庫成員、天津貴金屬交易所副總裁劉宇說，“通過市場主體的競爭開展創新、提升全要素的生產率，形成真實的價格體系，這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相關政策需要重點著力的地方。”

與此同時，法治的手段將更加被強調。“我們看到，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要加強產權保護制度建設，抓緊編纂民法典，加強對各種所有制組織和自然人財產權的保護。這顯然是在問題導向之下的長遠考慮和著眼全局的重大制度建設部署。今后，民法典可望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樹立一個夯實現代市場體系產權基石的里程碑。”賈康說。

如何用“標準”引領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為經濟學家們熱議的重點。

“要防止‘用新瓶裝舊酒’，要科學地理解、把握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內涵。”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總經濟師徐洪才強調，“改革要注重公平性，政府要找好定位，制定標準，比如，安全標準、質量標準、節能減排標準，把標準制定好以后，通過法制化的手段執行，一視同仁。”

以農產品為例，一方面有大量農產品庫存積壓，另一方面我們每年要花大量的外匯進口農產品。“如果我們在質量的標準、安全的標準、市場的標準方面加快跟進，供給側的質量將得到有效提升。”徐洪才說。

給實體經濟更多源頭活水，迎接創新的“爆發期”

據統計，截至2015年三季度末，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達到1.59%，創近四年來新高，不良貸款余額達到11863億元，比年初增加2038億元。此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防范化解金融風險”列為2016年五大結構性改革任務之一。

對此，中國民生銀行首席研究員溫彬認為，一是要進一步推進金融要素價格市場化改革，其中包括利率和匯率市場化；二是要進一步提升金融體系的效率；三是要提高金融機構的核心競爭力，“大多數金融機構還是喜歡做大做優，過度傾向于大中型國企、經濟熱點地區，‘三農’、中小企業等普惠金融領域還有提升空間。此外，要解決金融效率的問題，要增加民營銀行的供給，利用互聯網金融、供應鏈金融、大數據等方式向‘三農’、中小企業提供足夠的金融支持，提升金融體系效率”。

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所長宗良認為，振興實體經濟，金融支持很重要，“金融資源不應再對落后產能進行投入，以便其退出市場；同時要讓金融資源更多地投向實體經濟，并按照市場化和法制化的原則維護良好的金融生態圈”。

“提高交易信息的透明度，加快立法層面的跟進，是金融領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要攻堅的問題。”身處金融改革一線的天津貴金屬交易所總裁蘇寧指出，大宗商品市場聚集了信息流、貨物流、資金流等各方面要素?，F在很多交易場所忽略了業務的本質，忽略了怎么去服務實體經濟，“這就需要從國家統一層面科學規劃，加強監管，同時進一步加快立法，可以為實體經濟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提供更大空間”。

“強調市場化和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最重要的是要把市場環境規范起來，真正做到開放、有序、競爭。”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研究員張立群說，要使市場供給實現從“有沒有”到“好不好”轉變，就要把更多生產經營自主權、收入分配等相關權力下放，增強企業活力，加強追責制度，嚴格產權保護，完善社會征信體系。另外，要進一步理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把“放管服”的改革堅持下去，放開準入，加強事中事后監管，不斷改進政府面向社會、面向企業的優質服務。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周紹杰認為，產業升級對創新產生巨大的需求，當前最關鍵的問題是要構建良好的市場環境。從目前觀察來看，中國有可能進入到一個創新的“爆發期”，“把創新作為重要引領，我們就有信心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有信心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本文摘自：《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