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下半年，國有資本運作平臺動作頻頻，先后成立了國有資本風險投資基金和國企結構調整基金，而這兩大私募股權投資基金“巨無霸”的成立也表明國資改革開始動真格的了。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梁軍在接受《中國企業報》記者采訪時則表示，“成立國資PE，通過國資PE以市場化為主要依據的投資行為，參與到需要混改的國企項目中，是有積極意義的。畢竟，國資PE是具有一定的政府戰略意圖背景，還不完全是‘唯利是圖’。這有助于使混改（含有非公有資本成分在內）沿著正確的軌道發展。”

國資PE發展勢頭良好

按十八大的戰略部署，以“管資本”為主將成為國資改革的新常態。而作為管資本的重要運行載體，各地各企國資平臺推出的國資PE（由國家部委、各級地方政府、國有企業在GP中持股的私募股權投資機構）不容忽視。有報道指出，國資PE早已呈現全面多地“開花”的局面，且市場化風格迥異。

事實上，從2014年開始，廣東、北京、云南等地相繼成立國企改革投資基金，每只規模都在50億元—400億元之間。深創投、達晨創投、中信產業基金、建銀國際、江蘇高投等本土優秀的VC/PE機構，無一不帶有國有體制的烙印，由此引發的激勵機制、人事變動討論，也從來都是PE業內熱議的話題。

資本的嗅覺向來都是最敏銳的。作為國資大省，山東國企改革呈現出來的“山東模式”引起廣泛關注。今年初，山東國惠改革發展基金成立，這也是山東首家專門為推動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服務的發展基金，標志著山東國企混改大幕正式開啟。國惠改革發展基金董事長苗偉說，山東成立專門的改革發展基金，通過資金入股來改善國有企業的股權結構，讓運行機制更加靈活。“通過我們參股可以使國有企業實現股權多元化，雖然是國有資本控股，通過現代公司治理結構，可以有一個更好的民營化的機制，就會對管理層職工有更大的分配激勵的權利和制度。”

“盡管國有資產的終極出資人是國家，但是不同層級與利益主體的國有資產出資人，相互之間的制衡還是存在的。”在梁軍看來，國資PE參與國資混改同樣可以達到改革目的，“國資混改的目的有很多，但是對于國資國企，尤其是對于國資監管機構來說，就是要通過混改，實現股權多元化，以達到‘相互制衡、協調運轉’的現代企業制度要求。與非公有資本混合是一條重要路徑，但絕非唯一。國企與國企混，國資與國資混，也是一條可以嘗試的路徑。”

國資PE需“接地氣”

國資改革，正是當前資本市場最獨一無二的大主題。國有金融企業總資產已超過130萬億元，國有非金融總資產也已跨過100萬億元大關，多位受訪人士表示，未來5到10年，將是國資改革的爆發期。

然而，大部分國資PE在參與國資混改的過程中卻被潑了冷水。業內有傳聞指出，國資PE的劣勢在于激勵機制不到位和難以持續。許多優秀的PE人才由于激勵機制遠不如民營和外資PE而紛紛跳槽，這樣也導致國資PE往往投了一兩件好案子之后就難以持續。

近日，投中信息發布的一則報告也著實印證了這一說法。報告指出，國資PE人員流動的主要原因在于國資PE內部激勵機制不完善，國有股東通過股東分紅拿走了大部分管理費和Carry（核心激勵機制），管理團隊獲得的Carry極少，還需經過股東會審批，且缺乏股權激勵，導致高管紛紛出走。

毋庸置疑，PE是帶資源的資本，以其優異的資本整合能力、社會關系融通力、廣泛的信息渠道等，成為國資改革的“好伙伴”。“國資PE在平民PE的基礎上多了一層政治色彩，更像是多了一個保護傘和通行證。”梁軍在肯定國資PE強大的資本吸納和管控能力的同時也表示了自己的擔憂，“國資PE在參與國資混改時需要注意的是，國資PE本身的治理結構和決策機制要向市場化靠攏。PE行業是投資領域的尖端，需要高度靈活、嚴謹和進取性。如果國資PE還是沿用國企既有的決策機制，那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最大意義。換言之，國資PE的運行機制，既是國資混改本身所需，又是在為國企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探路。如果國資PE風生水起，‘管資本’的說法就水落石出了。”

國資PE要做好“風向標”

一家不愿意披露姓名的PE機構的工作人員向《中國企業報》記者透露，基金好壞取決于團隊的持久性和穩定性。“現在的國有資金特別是大型金融機構大都成立自己的管理公司，自己招聘投資人員，LP和GP不分，激勵機制也不到位，管理團隊難以穩定，談不到創品牌，而沒有好的品牌的基金公司往往難以長久。”他認為，“國有PE不會盡心去幫企業做營銷、渠道，因為它們部門之間有很多利益隔閡，很難去借用其他部門資源，只是可能在資金方面幫助會更大一些。說到底，還是官本位色彩太濃。”

對此，梁軍認為，國資PE可能沒有市場化的私人PE那么嗅覺靈敏，沒有那么風格兇悍，“但是，國資PE一定比之更了解國資國企的實際情況，對國資國企混改項目的信心更充足，更穩健。因此，國資PE對帶動私人PE機構跟進國資混改投資，具有風向標的作用。另一方面，可能國資PE的投資，會比私人PE機構投資持有更長時間。對于好項目，早一點進入，晚一點退出，分享的紅利自然會更可觀一些。如果如上所言，國資PE不斷做大，將十分有利于國資監管機構在宏觀層面上優化布局、調整結構，實現國有資本的進退騰挪”。

本文摘自：《中國企業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