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訂單像雪片一樣飄來。”9月12日，由中國航天科工集團等單位主辦的第二屆中國商業航天高峰論壇開幕，中國航天科工集團四院副院長、我國首個以商業化模式運營的火箭公司董事長張鏑以此來形容商業航天發射的受歡迎程度。他表示，航天產業因需要投入大量的資金，常常被視作“花錢”的產業，但隨著我國商業航天領域的破冰，航天技術也可以直接“換錢”了。

“當前全球航天技術的主流已走到大規模工業化生產階段，必然要進入廣泛商業化推廣的階段。”中國航天科工集團董事長高紅衛說，在這種趨勢下，中國的商業航天也正在破冰。高紅衛介紹，該集團與湖北省武漢市共同建設的武漢國家航天產業基地已獲國家發改委批復，這是我國首個國家級航天產業基地。該基地以發展商業航天為主導，預計到2020年，將形成年產50發運載火箭的能力以及年產140顆商用衛星的能力，力爭在2020年產值達到300億元。

尋求航天發展新經濟動力

火箭、衛星、飛行器等航天產品為人類探索太空而生，可以被稱作是“硬科技”的集合體，正因如此，這類航天產品通常都耗資巨大。僅就發射火箭而言，最近一直在研發可回收火箭的美國太空探索技術公司（SpaceX），每次的發射費用為6000萬美元，而這已經是較為低廉的價格。

盡管如此，隨著航天技術的逐漸成熟，測繪、遙感、通信等領域對航天數據的需求也越來越大。中國電子科技集團副總工程師李晉湘介紹，美國航天基金會2016年發布的《航天報告》顯示，2009年—2015年全球衛星產業由1610億美元增加至2083億美元，而這期間衛星應用服務收入由928億美元增長至1274億美元，增幅為37.3%。

一方耗資巨大，另外一方卻又有強烈的市場需求。因此，尋找合適的商業運營模式，將日趨成熟的航天技術以產業化的方式經營和推廣，從而切下這塊極具價值的“蛋糕”，就成為世界各國不約而同地選擇。

“航天商業化是以企業為主體，以市場為主導，將原本主要為政府、軍隊和國家安全需求服務的航天產品向商業市場開放。”李晉湘說，這樣就可以形成具備商業盈利模式的航天市場環境，既以航天技術服務社會民生，同時又為航天事業尋找新的經濟發展模式，將火箭、衛星和飛行器這樣的“硬科技”真正轉化為服務國民經濟發展的“真金白銀”。

中國商業航天破冰

目前美國的商業航天企業——太空探索技術公司已經開始為國際空間站提供貨物運輸服務，同時，維珍航空掌門人布蘭登擁有的維珍銀河公司已經開展了為普通人提供太空旅游服務的業務，而亞馬遜創始人杰夫·貝佐斯成立的藍源公司則在研發可重復使用的運載火箭和低軌道飛船，以降低載人航天的成本。

而早在今年2月，中國航天科工集團所屬的國內首家按商業模式開展研發和應用的火箭公司也已注冊成功，快舟1號和快舟11號火箭將成為該公司商業發射的主力型號。“快舟1號是為發射小衛星而量身定做的火箭。”張鏑說，快舟1號的運載能力為250公斤，進入發射場只需要6人進行維護，在1天內可完成發射，極大地降低了目前市場需求很大的低軌小衛星發射的成本，迄今已經完成了兩次商業發射。今年12月還將發射吉林1號03星，而快舟11號的運載能力較快舟1號更大一些，計劃于2017年首次發射。

需加快政策法規建設

有統計數據顯示，世界商業航天近幾年蓬勃發展，從2010年的2616億美元已經發展到2014年的超過3300億美元。這其中，除了火箭發射和衛星制造，對衛星數據的應用也是一個龐大的產業。

“目前，我國已經初步具備天基信息綜合應用和產業化應用能力，對這些數據的應用也將是一個龐大的產業。”李晉湘說，隨著我國北斗、高分辨率對地觀測衛星等重大項目的實施，我國已經具備初步的天基信息綜合應用和產業化應用能力，但我國在國家航天數據商業化應用方面的政策和法規尚未形成，對于航天數據的商業化分發、銷售、數據分類分級標準都不明確，這使得航天數據分散在各個部門，資源難以共享，應用呈現出碎片化的狀態。

據他介紹，美國2011年投資了名為“國家影像”的地理空間數據整合共享計劃，統一收集和分發衛星影像，并允許政府、企業、機構等獲取所需的信息資料；在2014年又將商業對地觀測衛星的圖像分辨率出售限制降低到25厘米。同時，為了鼓勵私營企業進入航天產品研制與服務領域，美國不僅在2010年的《國家航天政策》中提出要利用商業航天產品和服務滿足政府需求，而且在2015年通過了與商業航天發展相關的《商業航天發展競爭力法》《鼓勵私營航空航天競爭力與創業法》等法案。

“到目前為止，我國的航天數據應用產業鏈尚未形成，航天資源的價值挖掘的深度不夠。”李晉湘說。他建議應該盡快出臺國家商業航天數據商業化應用的相關國家政策和法規，并統籌發展軍民航天資源的融合發展，建立國家級的航天數據應用服務體系。對此，高紅衛也表示：“商業航天是一個千億元級的產業，希望國家能加快相關政策和法規的建設。”

本文摘自：《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