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6月5日，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院士大會在京召開。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作重要講話。盡管兩院院士群星璀璨，但胡錦濤只提到了一位院士的名字：

“前不久過世的王選院士，是我國院士的杰出代表，他獻身科學、敢為人先、提攜后學、甘為人梯，為我國廣大知識分子樹立了光輝榜樣”。

作為知名科學家，王選是當代中國印刷業革命的先行者，計算機漢字激光照排技術創始人，被稱為“漢字激光照排系統之父”，“當代畢昇”，2002年2月1日獲得2001年度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

但王選又不只是一位科學家。他以一位“有市場眼光的科學家”身份參與創辦了北大方正集團，提出了產學研結合的“方正模式”。他反復提出，中國一定要加強自主創新，企業要成為創新的主體。

王選一直注重自主創新的問題。早在1988年，王選就提出，“只有依靠自主技術持續創新，才能建立中國自己的產業”，他說，我們應該走這樣的道路：核心設備、關鍵硬件堅持自主研究開發，自主生產；關鍵技術必須有完全創新的思想；按照國際標準生產、使工藝水平達到出口標準；堅持大聯合、搞好開發、經營尤其是售后服務；堅持“生產一代、研制一代，保持國產系統的技術優勢，但也有吸收國外先進技術。”

這段話雖然是針對電子出版系統的，但結合當前的國際局勢來看，卻對我國實體經濟發展、創新有著普遍指導意義。

1994年，王選向大家展示北大方正高檔彩色出版系統，結束了外企獨霸市場的歷史。

兩次跨界

1937年，王選出生于上海法租界，是家里第五個孩子。

王選的父親王守其一輩子從事財務工作，辦事特別認真，工作從未出現過紕漏。母親則非常開明，在她的支持下，王選的大姐在解放前就加入了共產黨。在這樣的家庭中，王選養成了做事一絲不茍，樂于接受新事物的習慣。

1954年，17歲的王選考入北大數學力學系。1956年，黨中央發出了向科學進軍的號召，周恩來總理親自主持了新中國第一個科學技術發展規劃。規劃從13個方面提出了57項重大科學技術任務，其中第41項是“計算技術的建立”。在此背景下，北京大學在數學力學系設立了計算機數學。

王選做出了人生第一個重大抉擇，選擇了計算機數學這一新生專業。對此，他解釋說，“我不大追求理論的完善，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直接為國民經濟做出貢獻”。他認為，新專業雖然沒有東西可學，“說明有更多的空間需要開拓，發展的潛力更大”。

對于這一選擇，王選一直引以為傲。他說，“我能夠取得成就，最重要的一點，應該是具有遠見和洞察力，比別人能早一拍走到正確道路上”。

對于當時的王選，乃至所有中國人而言，計算機是不折不扣的新鮮事物。面對這樣一個新東西，王選幾乎投入了全部精力。加入北大“紅旗機”研發團隊后，王選干脆住進了實驗室，晚上就睡在辦公桌上。期間，王選沒有休息過任何一個節假日，沒有任何娛樂，整整一年都處于高度緊張的狀況。直到紅旗機設計組裝完成，他才搬回宿舍。

經過艱苦調試，紅旗機終于成功運行，但由于國產磁芯存儲器等關鍵部件不過關，最終沒有投入實際生產和運用。但是，研發團隊完全依靠自主力量設計、生產、調試，在技術上實現了創新和突破，并培養出了以王選為代表的一批技術力量。

在此過程中，王選得以成功的多項特質均得以展現，比如不懼質疑勇往直前，“一個新思想和新方案的提出者往往也是第一個實現者，因為別人總會質疑，只有發明者才會不遺余力不斷改進”；比如追求完美——一個周末，王選在機房見到兩個機架之間的線長了點，“心里難受極了，趕緊重新動手布線”。

再比如，王選一直在不斷學習。

大學時，他學的是俄語。為了學習更加先進的歐美計算機技術，他自學了英語，并堅持閱讀英文原著。在學習書本知識的同時，王選發現，外國同行之所以能夠實現創造性成果，是因為他們大多具有兩個以上領域的知識和實踐，在面臨挑戰時能夠萌發新的構思。由此他聯想到，只掌握硬件或者軟件知識，創造性就會受到局限。

1961年夏，王選做出了一個被他稱作“一生中最重要的決定”，從硬件轉向軟件，但不放棄硬件。他相信，跨領域研究一定能找到創造的源泉。

掀起行業革命

王選的研究、創新道路十分坎坷。

1961年，過度勞累和饑餓使王選陷入了一場長達十多年的疾病。在養病的同時，王選堅持自學英語聽力，并開始了一套ALGOL 60編譯系統的設計。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被指為“出身黑五類的修正主義苗子”“崇洋媚外”“偷聽敵臺廣播”的王選，進入了人生中的黑暗時期。好在，妻子陳堃銶的鼎力支持，讓王選能夠熬過這段艱苦歲月。

即使在這樣的環境中，王選對業務的熱愛依舊。1972年，經常來串門的同事馬秉錕提到，“150”項目遇到了難題。

無心之言勾起了王選的興趣。每天發低燒的他，完全用手工對幾百種編碼方案進行篩選論證。半個月后，王選設計了出了理想的方案，并最終運用到“150”項目的實踐中。

限于王選的身份，馬秉錕沒有透露方案的來源。但對于王選來說，這并不重要。他想到的是，“看來我的腦子沒有壞，還可以繼續搞科研！”信心的恢復，讓王選的身體也慢慢好轉了起來，為他參與日后更加重要的工作打下了基礎。

1975年，王選從妻子那里了解到，國家為了解決漢字的信息處理，成立了多個部委牽頭的“748工程”，包括漢字精密照排系統、漢字情報檢索系統、漢字遠傳通信系統。

與“兩彈一星”等工程相比，748工程顯得默默無聞。但是，其意義毫不亞于前者。西方發明的計算機是建立在英文基礎上的，如果不能實現漢字信息化處理，中國將毫無疑問地被排除在世界信息化潮流之外。與拉丁字母相比，漢字不僅字數繁多，而且變化萬千。因此，有人甚至提出，要想跟上信息化步伐，就要廢除漢字，走漢語拼音化的道路。從這一角度，“748工程”能否成功，關系著漢字存亡，關系著中華文明的傳承與發展。

王選選擇了其中難度更大、社會需求更加緊迫的漢字照排系統。當時中國仍然使用的是熱排工藝，每年用來鑄字的鉛合金就達到20萬噸，能耗大、污染重、效率低——一個熟練工人每天只能排7000字，且極易引發鉛中毒。一般圖書從發稿到出書要一年甚至兩三年，許多新書發行出來就成了舊書。王選認為，如果研制成功，將引起中國報業、出版印刷業的一場大革命。“正是它的難度和價值吸引了我”。

王選首先要解決的，是用數字的方式，將龐大的漢字字形信息存儲進計算機。當時使用的磁芯儲存器，最大容量只有64KB，沒有磁盤，只有一個512KB的磁鼓和一條磁帶。正因為如此，國外通行的黑白段描述方式根本無法在有限空間內收錄大量漢字。

王選認為，必須對漢字信息進行大大壓縮。不久他想到，“我們可以用參數方法描述規則筆段，其余撇捺勾點等不規則筆段仍然用輪廓表示。”這樣不僅可以保證字模變倍時橫、豎、折等筆畫的勻稱，還可以使信息量進一步壓縮。

王選的這一項發明，比西方早了10年。

逾越了漢字信息高倍率壓縮這座高山之后，選用什么輸出設備是王選要解決的第二個問題。幾經考慮，王選決定，采用激光輸出方案，直接研制世界上尚無商品的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統。

很多人議論紛紛。“國外還沒搞出來的東西，他能行嗎？”“真是夢想一步登天，他想搞第四代，我還想搞第八代呢！”

多年后，王選回憶說，當時最大的苦惱，就是大多數人不相信中國的系統能超過外國產品。“其實在高新技術領域，趕超外國產品的機會是很多的，一定要有超過外國產品的決心和信心”。他主張，“應用研究必須采用高起點，著眼于未來技術的發展方向，否則成果研制出來，就已經落后于時代，只能跟在外國先進技術后面亦步亦趨。”

1980年10月20日，我國第一本用國產激光照排系統排出的漢字圖書《伍豪之劍》樣書呈送到了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方毅手中。方毅批示說，“這是可喜的成就，印刷術從火與鉛的時代過渡到計算機與激光的時代。”

告別鉛與火、邁入光與電，成為人們描述漢字激光照排系統最常用的比喻。王選也被《文匯報》稱為“當代畢昇”。

創新的道路充滿了坎坷。

1984年，王選團隊研制的排照系統在新華社中試期間，大批西方的照排系統進入中國，《人民日報》已決定購買HTS的照排設備。有人對新華社工作人員說，“人家都有現成產品了，你們還搞什么？”甚至有人說，“王選為了個人榮譽，害了一批人！”

蜚短流長并沒有影響王選堅持自主創新的決心和信心。“我相信三到五年內我們會把國外的系統全部趕出中國。”“我們的照排系統價格只是人民日報進口系統的1/8，并且一定比他們先出報！”

事實證明，王選的預言都成為了現實。

1988年，率先使用王選團隊研發的華光系統的經濟日報印刷廠進行了一項中國印刷界從未有過的壯舉——賣掉了整層樓的鉛字、字模、字架。經過培訓的工人穿上了白大褂，坐在寬敞明亮的照排機房工作，徹底得到了解放。

經濟日報的試水成功，讓華光系統得到了全國印刷業的高度認可。1989年，全國絕大部分省級報社和部分市級報社訂購了這一系統，且價格僅為進口系統的1/15。

與此同時，人民日報進口的HTS系統問題頻現。由于低估了漢字照排的難度，供應商先后3次修改合同，但仍無法解決問題。王選團隊伸出援手，幫助人民日報改造了進口設備。4個月后，設備不僅投用，而且工作效率提高了20倍，避免了國家200多萬美元外匯的損失。

不久，HTS公司因為無力償還銀行貸款而宣布破產。1989年底，來華研制和銷售照排系統的外國公司全部退出中國市場。一步跨越40年的國產漢字照排系統大獲全勝。

事后，王選總結了一整套自主創新的方式方法：一是跨越式發展是開辟高效益的捷徑；二是需要和已有技術的不足是創造的源泉；三是尋求技術和市場最前沿的需求刺激；四是新技術能創造出新市場；五是找準市場的切入點。更關鍵的是要培養年輕人才。

王選逝世后，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科院院長路甬祥評價說，王選堪稱中國自主創新的典范。

探索產學研結合道路

在改革開放春風的吹拂下，王選一邊在技術創新上精益求精，一邊也在關注技術成果的轉化應用和市場推廣。對此，他認為，應用技術成果一定要在市場上進行考驗，而成立開發公司是技術與市場結合的橋梁。他的這一想法也得到了時任北大校長丁石孫的支持。

1985年，北大正式成立了“北京大學科技開發總公司”，不過一無啟動資金，二無合適項目。王選提出，讓開發公司為華光系統做繁體字字模，并拿出了10萬元經費。

幾年后，華光系統大獲成功時，王選發現，當時采用的獨家生產機制，讓廠家忽視了產品質量，導致了一些輸出文字“長胡子”。他希望，能夠找第二家單位來生產照排控制器，用引入競爭的方式提升生產工藝水平。國家經委同意了王選的想法。

1988年，北大科技開發總公司改名為北大新技術公司，開始了華光IV型照排系統的生產和銷售。王選預測稱，1989年銷售額可以達到2000萬，1990年提高到5000萬，1991年突破一個億。

1988年10月，北大推出了第一批產品，字體“長胡子”現象消失了，可靠性大大提高。1991年，公司正式改名為北大方正，并陸續推出了方正系列照排新產品。

1992年，王選向北大計算機所提出，正式退出科研第一線，全力支持和培養年青一代。他說，“今后衡量王選貢獻大小的一個重要標志，就是發現了多少年輕才俊，是否做到愛才如命、人盡其才和才盡其用”。

在王選的帶領下，年輕的研發團隊根據時代變化，不斷進行產品創新。使得我國書刊出版周期從300天縮短到100天左右，出版品種大大增加，產品還走出國門，打入了海外市場。

對此，王選是贊賞的。他認為，對于應用性很強的專業，是否推廣應用和大量進入市場，尤其是能否在發達國家占有高的市場份額，是對該技術成果最嚴格、最準確的評價。

退出科研一線的王選并沒有淡出人們視野。相反，他更加繁忙了。1991年起，王選先后當選中科院院士、工程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1995年，方正在香港上市，王選受邀擔任方正（香港）董事局主席，成為方正的靈魂和旗幟，媒體甚至稱他為“方正之父”，盡管他并沒有擔任過方正集團的董事長和總裁。2003年，他還當選為全國政協副主席。

在此期間，王選開創了一套“方正模式”，即“頂天立地一條龍”的產學研結合模式：“頂天”就是不斷追求技術突破；“立地”就是商品化和市場推廣；頂天立地要結合，就應該建立起從中遠期研究、開發、生產、系統測試、銷售、培訓和售后服務的一條龍機制——龍頭是文字信息處理技術國家重點實驗室，龍身是電子出版技術國家工程研究中心，龍尾是方正集團。三部分人有交叉有合作，既可以讓知識和技術的價值得到應有體現，又能讓技術創新始終圍繞市場需求。

方正在香港上市前夕，聯合北大計算機研究所成立了方正技術研究院，實現了組織和管理機制的一體化，徹底從兩家人變成了一家人，王選以所長身份同時出任研究院院長，且研究所在上市公司中擁有了部分股份，王選提倡的股份制“聯合經濟實體”正式建成，為科技成果轉化為生產力探索出一套新的道路，得到了江澤民、李鵬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關注。

盡管身兼多職，但王選對自己的角色始終有著清晰的認知，他把自己定位為有市場眼光的科學家，同時認為方正最需要的是對技術“一知半解”的企業管理者。他先后撰寫了《中國企業最缺少的是現代化的管理》《中國需要企業領袖》《中國企業需要管理專家》等文章，呼吁方正要繼續改制，加強管理。

他提出，“中國經濟發展中最稀缺、最可貴的資源之一就是企業家。一項技術可以使一個企業很快發家，但長期發展必須依靠企業家。我所知道的國際著名企業，掌舵人全是企業家，而不是科技專家，到現在我還沒有找到一個例外。”

隨著方正發展逐步走向正軌，王選日漸淡出人們的視野。就在他可以安享晚年的時候，63歲的王選被查出了癌癥。在與病魔頑強抗爭了七年之后，王選逝世，享年70歲。

王選逝世后，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劉延東連夜為這位老朋友寫下了長篇悼念文章。文章中寫道，王選的無私奉獻精神、開拓創新精神、頑強拼搏精神和不懈奮斗精神，永遠值得人們學習。

在參加王選的追悼會時，胡錦濤握著陳堃銶的手說，“王選同志走了，他的名字將永遠鐫刻在中國科技發展史上，人民不會忘記他！”（本文參考了叢中笑所著《中國工程院院士傳記——王選傳》等資料）

（《國資報告》記者 劉青山）